本文基于因果模式,采用历史批评观,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赛珍珠的翻译风格进行分析以期探求影响赛珍珠翻译风格形成的各方因素。研究过程中,笔者采访了赛珍珠国际组织的总裁珍妮特·明泽女士,美国赛珍珠故居博物馆馆长唐纳·罗兹女士,并参观了美国赛珍珠故居,在赛珍珠故居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手稿珍藏部仔细阅读了赛珍珠的小说手稿、来往信件、出版合同等,为研究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是一位努力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作家,是把《水浒传》推向世界第一人的翻译家,是一位呼吁人类平等的发言人,是一位争取和平的活动家,是一位国际领养机构的发起者。曾被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称为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描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人。1932年,籍其“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史诗般描述”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她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1938年由于其创作、翻译等诸多作品的杰出成就,赛珍珠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她是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以中文为母语之一,出生后三个月来到中国直到四十三岁才回到美国。她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生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清洁的,张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不太干净的中国人世界。两者之间并不相通。”赛珍珠以“双焦”透视中西文化,以切肤体验和智慧感悟中西文化的真义、差异和冲突,比他人有更强烈的意识去促进异质文化的沟通。作品中展现的更多的是文化的共通性而不是差异性,她的作品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即其《水浒传》译本)始,以《天下一家人》结束,证明她的翻译、作品始终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即求同存异,天下一家。赛珍珠以毕生的跨文化创作和社会活动寻求跨文化理解、融通之道,从而形成了其极具历史前瞻性的中西文化和合思想。她毕生不遗余力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灿烂的文化与语言,其“天下万物归一”的坚定信念为两种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不断创造着条件,她是中国文化的深刻同情者和积极译介者,尼克松总统称她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座人桥”。她珍视土地上农民和普通百姓的巨大力量,赞赏农民的品质。但是,中国人、美国人都曾经对这位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有所误解,曾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对于赛珍珠的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对其创作、翻译的批评多于赞赏。对于其译作《水浒传》,长期以来“死译”、“误译”的论调一直影响着人们,以致后人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正是如此,着眼于其翻译风格探源的译者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笔者希望通过对其译作《水浒传》的分析研究,总结她的翻译风格,为其“正名”。本文放眼整体,本着历史批评观,将研究方法建立在因果模式基础上,多角度地对比平行译本,并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参照系中探究译者的风格,立体多元地寻求赛珍珠翻译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分析赛珍珠翻译风格形成的原因,将译者放在所处的时空背景中进行考量,摆脱以“原著”或“译本”为中心或以“原语”或“目标语”为倾向的传统翻译研究模式,以“译者”为中心,并运用译者的传记、自传、文学手稿、来往信件、出版合同等史料发掘事实,立体多元地分析译风形成的原因。笔者利用在美国访学的机会亲临赛珍珠故居、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手稿珍藏部、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查阅了赛珍珠的大量手稿、信件和相关书籍,并单独采访了赛珍珠国际组织的总裁珍妮特·明策女士和美国宾州赛珍珠故居博物馆的馆长唐纳·罗兹女士,现场录像,通过大量一手资料探究译者风格形成的缘由,开创译者风格研究的新思路。同时采用定量与定性的方法。首先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定量分析,通过整体和局部相结合的统计方式,将赛珍珠译本和沙博理前71回译本作词频对比,分析赛珍珠的高频词语和独特词语,运用数据,更为精确客观、细致深入,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然后抽取实例分八个类别对赛珍珠、沙博理、登特杨、杰克逊的四个译本作横向对比,分析赛译风格。总体来看,赛珍珠采取“异化”的策略,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力求保留原文风格的同时顾及全文的顺畅通达,赛的异化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也力求做到忠实。赛译不同于“死译”,“死译”是有悖于翻译的根本宗旨——翻译意思,“死译”是把字典里的解释直接用在译文里,失去原来的面目,译得读者“看不懂”。赛的译文理解起来依然不费力,原作的面目、精神八九尚在。研究发现赛珍珠的翻译风格具体呈现出五大特点。首先,最明显的特点是贴近原文,偏向异化,力图完整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基本保留当时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和行文习惯,包括词语结构、修辞手段等,想象发挥的成分较少。第二,赛珍珠翻译汉语文本时有用词通俗、口语化的倾向。第三,赛珍珠翻译细致,务真求实,虽略显枯燥,但总体来说可靠翔实。第四,赛珍珠注重句式的工整对仗,即使原文没有形成对偶押韵,她根据需要仍会创造出平衡的效果。最后,赛珍珠翻译倾向使用长句,结构简单,句式略显松散。任何翻译方法的采用和风格形成都有其存在的原因。赛珍珠翻译保留原文语言特点,忠实再现原文的文化习俗等乃有意为之,是其翻译风格的自然流露,而且,通过对英语读者的调查访谈得知英语读者认为她的译文并不晦涩难懂,赛珍珠在忠实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点。即使“异化”,也可以“顺达”,达到化境。赛珍珠是一位一丝不苟地把中国大地上的奇葩异草展现于西方花园的“花艺师”。其翻译风格的形成源于以下四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国小说及语言风格对赛珍珠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崇尚中国小说的语言,热爱中国小说,对中国小说特点有深刻领悟,对中国小说地位高度评价,这种仰视的态度决定了她在翻译汉语小说时会竭力再现原文风格。对写实性与人物描写个性化关系以及写实性与生动性关系的认识,促使她翻译细致入微。其次,由于中国文化的耳濡目染,使她对中国文化充满敬意,同时受到热爱中国文化的庞德、艾略特和斯诺的感染,原语文化在赛珍珠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赛珍珠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精神”,她对其他民族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兴趣,提倡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因此决定通过异化策略去介绍、宣传异族语言、文化和习俗,达到不同文化最终的相互理解。第三,中国传统哲学对赛珍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赋予了她“仁”的思想,因而其翻译活动能出于真实性情,在翻译时顺利达致“物我同一”的境界。儒家心性、禅宗心境有利于她成功实现翻译过程中的“审美移情”、“视野融合”,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以及“用敬”对“成功的模仿”至关紧要,也赋予了她面对批评淡定从容的心境。第四,赛珍珠边听边译的独特翻译过程和写作的特殊思维过程也影响了其翻译,使得其译文在结构、语序上贴近原文,而她高超的汉英双语能力使得这种翻译过程和异化策略的实现成为可能。基于以上的探究,受布瑞恩·摩梭普(Brian Mossop)“声音类型三分法”的启发,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译者风格球体模型”,以期开拓译者风格研究的视野。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从研究动机入手,介绍了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范围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东西双视: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介绍了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及起源,分析了双重文化身份对赛珍珠的文学成就及人类贡献的影响和双重文化身份对赛珍珠的宗教立场和内心世界的作用。第三章“毁誉参半:东西方对赛珍珠作品的评价”,分析了在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人们对赛珍珠创作、翻译的评价。首先介绍对赛珍珠创作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三个阶段受政治气候影响,国内对赛珍珠的作品评价呈现出时代特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三个阶段国外读者对赛作品的评价也有明显差异,特别是二战前后。而对于赛珍珠的译作,也从国内外两方面归纳,将国内评价划分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至今。二十一世纪之前,国内的评价以负面评价为主,普遍认为赛译过于直白,是“误译”、“死译”、“望文生义”;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赛珍珠的翻译态度、翻译方法及译文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都被予以肯定,认为她是“有意为之”,具有“一丝不苟”的态度。而国外对其翻译的评价一直以来总体以正面意见为主。另外,赛珍珠的翻译与创作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传达出相仿的精神。第四章“务真求实:《水浒传》赛译与沙译、登译、杰译多元对比”,首先借助软件Concordance 3.0 (简称Concordance)和Concordancer for Windows 2.0(简称Wconcord),将赛珍珠70回译本与沙博理译本前71回以美国国家语料库ANC(American National Corpus)为参照进行整体词频对比,统计赛译的高频词语和独特词语,分析译者的语言风格及其形成的原因。接着抽取实例,分“四字格翻译、谚语翻译、诗歌翻译、人名翻译、习俗翻译、服饰、兵器翻译、书名翻译和赛误译处”八个类别对赛珍珠、沙博理、登特杨、杰克逊的译本作横向对比,多元化地进行剖析,总结赛珍珠的翻译风格。第五章“有情有状:赛珍珠翻译风格立体多元化探源”,是文章的重点部分,从中国小说及语言风格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哲学的作用以及个人语言能力的条件四个方面立体多元地探究赛珍珠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形成独特翻译风格的缘由。赛对汉语和中国小说充满着热爱,认为汉语通俗口语化的特点正适合于表现中国小说的情节和内容,她认为中国文字结构上简单的美,是最适合于叙写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的,用本国那种传统的复杂的句法,反而不足以衬托出故事中人物的个性。因此她的翻译倾向于保留汉语的词语结构、修辞手段、语序节奏和行文习惯,翻译细致翔实,忠实再现原文情节。本章最后还运用布瑞恩·摩梭普(Brian Mossop)的“声音类型三分法”分析赛译风格,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译者风格球体模型”。假定原著的精神内核为“O”点,原著风格或原作者风格为“A”点。以“O”为圆心,OA为半径,作一空心球体,球面上的任意一个点C都代表理想状态中的一种译者风格,即完整准确地反映原著精神内核的译者风格。现实中代表译者风格的点C’可以无限接近于这个球面。点B代表百分之百地利用英文母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原著的“内核”的译者风格,AOB在一条直线上。研究三角形ABC(’)定位的过程,就是探求各种历史、个人因素如何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过程。球体模型考虑到译者的风格受到个人生活经历、价值观、心智、历史文化背景等多项因素的影响,超越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摆脱两极价值观——倾向汉语还是英语的两极,正面评价、负面评价的两极,运用了多元化的立体观点。第六章结语,总结了论文研究的发现,论及本研究的启示,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发展空间。本文研究的发现主要在三方面:一、赛珍珠翻译风格的总结;二、赛珍珠翻译风格成因的发掘;三、“译者风格球体模型理论”的建立。从本研究中我们认识到通过定性、定量分析译者风格,能够获得更为客观、直观的结论;探究译者风格形成背后的“道理”须采用立体多元的视角;“译者风格球体模型理论”的建立有助于开拓译者风格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视野。应倡导不拘泥于个别字句翻译好坏的语言层面的批评视角,放眼整体,采用历史主义观,跳离以两极评判译文好坏的思维模式,立体多元地分析译者译风形成的根源。全面地,整体地,本质地,历史地评价译者、译作。翻译是一项脑力劳动,受多种因素制约,如果忽略译者本人,仅仅从语言层面研究是不可能做到全面的。客观上,赛珍珠的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起到了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宣传中国文化的作用。翻译也是一种叙述,叙述的方式就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