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运用文献材料的角度对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地考察,揭示了陈先生在看待、处理、运用文献材料方面的独到之处,以期给治史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的形成,既受到西方史学特别是兰克史学的直接影响,更是对中国古代优良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就后者而言,除了深厚的家学渊源,就是乾嘉史学。陈先生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治史传统,注重对史料的考证,但又不以考据为目的,而是从宏观出发,微观入手,既重视分析,更注意综合,故其成就能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宋贤长编考异之法创造性运用上。考察陈先生的史学研究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其治史方法的特点。这首先体现在陈先生具有时人罕能与匹的学术素养和广阔的视野,能高瞻远瞩,预中西学术之新潮流,注重运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且取得了异常丰硕的成果。其次,还在于他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能神游冥想,进行多方考证,于常见史料中发千年之覆,对史料创造性地运用。再次,在于他能不囿于现有的史料,大胆开拓史料区宇,继往开来,把以诗证史和小说证史等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总的来说,陈先生治史中极其重视史料的作用,取材广泛,言必有据,且毫不囿于文献材料的国别之分、古今之分、文史之分,凡是有助于历史研究,他就拿来进行考察。同时,他还十分重视中外一些研治文献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还是西方实证方法,皆纳入了他的学术视野。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气概,成就了他作为伟大史学家的地位,使得众多的治史者前赴后继追寻其足迹,将他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