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外汉学研究的深入和国内对传教士翻译的重视,各界学者对理雅各及其《诗经》译本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但对三个译本皆进行研究者较少,而本文采用权力关系翻译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对其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更是一种新的尝试。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差异并没有也不可能被抹杀,而是愈发突显其民族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翻译活动仍须应对复杂的翻译关系,而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涉及不同历史语境、不同文化语境,更要力求实现跨越时空的译者主体意识和原作者主体意识之间的融合、译入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的对话。因此,本文对从事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研究将会是有益的探索。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被称为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儒学专家。理雅各出生于苏格兰,1839年,接受伦敦会派遣到马六甲传教；1843年,任英华书院校长的理雅各随书院迁至香港,开始其三十余年的殖民地生活,并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译介。十九世纪英国的时代特征、理雅各的童年经历、教育背景和传教工作造就了他独特的学术气质。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中国儒家典籍,对中国道家哲学和佛教经典也有所译介,并有独到的见解。理雅各三译《诗经》,每版均有其鲜明的特点。本文采用的权力关系翻译理论既强调译者主体性,同时,又认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论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从理雅各不同译本的细读分析出发,结合译本形成的真实历史和文化语境,揭示译本变化所体现的译者思想历程。理雅各的1871年《诗经》译本以其厚重的学术性翻译而成为西方汉学界的标准译本。他秉承了当年耶稣会士索隐式研究中国儒家经典的模式,但对待中国经典和文化的态度却又继承了先前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传统。受原著权威的制约,该译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翻译,并包括近200页的译序,汉语原文和注释均同步出现在译本正文中,另有汉语专有名词附录,最后还附有索引。在该版本中,译者对准确性的苛求胜过对审美的关注,并将中国传统注评置于权威地位。但这种异化的翻译方法也夹杂了归化的成分,译者在译本中掺入了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阐释和批评,反映了译者服务于基督教传教事业和本国政治利益的翻译宗旨。在该《诗经》译本中,理雅各以其西方价值观批评了孔子和儒家经典,斥责了中国的一夫多妻制。理雅各汉学研究的初衷是在中国经典著作中寻找基督教的God,从而为传播基督教提供理论支持。在《诗经》译本中,他更坚信,中国古代已有大量关于基督教最高神God的知识。按照他的基督教思维,理雅各把中国人信奉“上帝”看作是宗教信仰,而把拜神和祭祖视为迷信。在“上帝”的概念上理雅各继续他对孔子的批评,他认为,《诗经》里多次出现的“帝”和“上帝”概念具有人格神的特点,能够统治天地,决定人的道德本性,统领各个民族,而孔子却更乐于使用“天”(理译为Heaven)的概念,在整部《论语》中,没有一处提及具有人格特点的“帝”或“上帝”。他指出,孔子对宗教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宗教观,以致形成了中国人的无神论,使中世纪和现代的中国人很难接受基督教的上帝。在他看来,中国人是否了解God(上帝)的本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接受God的启示,并最终接受基督教。理雅各讽刺三代封建制度,而他对封建制度的否定则旨在诋毁孔子,赞颂秦始皇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持续至清代的现代专制制度。理雅各赞扬秦是由于它的革命性,并且也期待中国出现另一场革命。按照理雅各对秦革命性的界定,第一次鸦片战争便也成为一场革命,是一场帮助中国改革旧制、摆脱落后愚昧、走向新生活的革命。于是,他顺理成章地为鸦片战争找到了必然和正义的理由。翻译1871年版本时,理雅各认为《诗经》本身的价值不值得费精力将其译为韵体,但对于这部古典东方名著的译本,西方读者有着更多语言和文体方面的期待。而西方读者的这种期待既源于西方诗学传统,又来自《诗经》原文本身的语言特点。并且,之后几年中的经历也促使他逐渐改变了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回国前,理雅各去中国北方进行了一次旅行,他到了北京天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圣山—泰山、曲阜孔子墓。理雅各回国前的中国北方之行可以看做是他对孔子态度逐渐转变的重要标志,而对孔子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他对儒家经典著作的看法。这些因素促成了理雅各1876年韵体《诗经》的诞生。回国后,理雅各汉学家身份的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清晰,对中国文化也变得较为友好,而在理雅各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穆勒的比较宗教思想也起着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1876年的韵体版《诗经》不再像1871年版那样只苛求精确,而是以读者的预期为中心,在力求准确的同时更注重审美诉求。为吸引多层次的读者,韵体《诗经》减少了注评,且注评中没有了汉字,汉语原文也被删去。和1871年版比较,1876年的韵体译本不仅体裁上有所不同,语言风格和版本编排形式也均有很大改变。该译本强调押韵,却忽略了英语语言的规范化,因此,第一版之后便没有再版。在该译本中,译者加强了独立的翻译阐释,同1871年版本比较,该译本的宗教和政治倾向得以弱化,而更体现了译者的人文关怀。在1876年《诗经》译本中,译者增强的独立阐释能力在注释中可见一斑,并尤其反映在隐喻的使用和在译文中附加其它内容的翻译方式上。在注释中,理雅各使读者对其他注评家的观点产生质疑,同时把自己的观点介绍给读者,如此,译者同时充当了原文本及解经传统的阐释者。理雅各在正文的翻译中加入了很多原文之外的内容,大量附加内容的掺入难免使原诗失去本来面目,实际展现出的是按照译者的想象来塑造、添加了大量译者思想的新形象。理雅各坚持“上帝”即为God的立场,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试图将典籍中所出现的“上帝”“帝”全都译为God。但在该译本中,随着初步接触穆勒的比较宗教思想,理雅各的宗教观念更加开放,心态也更为平和。在“上帝”以被亵渎的方式出现的诗歌中,1876年版就采用了更为平和的语气,有时也根据原文的真实含义不再译为God,而改译为其他,如译为the king。同时,1876年韵体版少了前版凝重的宗教、政治气氛,诗歌中人物的塑造更加生动、语言更轻松流畅。1876年10月,理雅各来到牛津大学这一古老的学术圣地,开始了他的汉学教授身份和第二次职业生涯。理雅各更深受穆勒的影响,因此,1879年《诗经》译本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译者的比较宗教观念。1879年《东方圣书》第三卷中的《诗经》译本无论从译文、注释,还是从前言和绪论都与先前有明显的不同,译者注重翻译,但更注重阐释。作为教授、比较宗教学家的身份变化影响着理雅各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翻译和阐释,他似乎在有意识地增强其学者身份的认同,强调其不仅是译者,更是阐释者。受穆勒比较宗教思想的影响,理雅各的中国宗教观也已发生了极大变化。1879版《诗经》弥漫着浓厚的比较宗教意味,理雅各在有意强调甚至挖掘原诗的宗教意味,以期符合“圣书”的要求。而他改变《诗经》中诗篇排列顺序的目的也并不在于有意抗拒孔子的权威,而是以此方式展示自己的阐释。译者已把包括《诗经》在内的古代儒家经典视为真正的圣书,他现在更科学、更比较地认为,中国的圣书表明了儒教的历史发展进程。并且,他更认为,书中的宗教礼仪、孝道具有重要的道德、社会、宗教意义。在三个《诗经》版本中,理雅各对孔子、中国经典及中国宗教的看法逐渐改变,显在的政治倾向在逐渐淡化,译者学术思想日益成熟和独立。1871年《中国经典》版《诗经》译本,以对孔子、儒家经典和中国社会、文化进行批评的直接方式来解构儒教,试图以基督教取而代之,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做法。后两版中,随着读者批评、译者社会角色以及穆勒比较理论的影响,理雅各对孔子和中国社会及文化不再肆意指责,而是逐渐采用了更为温和的方式去理解和同情中国宗教,对中国经典不再是挑剔批评,而是试图客观地展示,是一种具有比较思想的东方学。而这种比较理论只是旨在避免直接的冲突,但仍要使东方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翻译演变为学术的东方主义。翻译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理解的重要方式,而在东西方的这一交流进程中,译者成为真正的文化中介。怎样协调二者的关系才能既体现原著和源语文化的价值,又将源语文化融于目的语文化之中,显得尤为重要。各民族的文化各有特色,但无优劣之分,全球化的今天,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发鲜明,通过翻译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仍非常必要。翻译是文本的翻译,更是思想和文化的翻译。译著不应出现敌视原著和源语文化的目光,而应是同情和理解,但这种同情和理解不应是持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以对话的方式。这种对话也不应由西方文化单方操纵,而是各方平等进行。因此,翻译应是译者对原著和源语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欣赏,并通过译著与目的语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