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
　　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著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
　　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捍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
　　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
　　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
　　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
　　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
　　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著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
　　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
　　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