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后期,纷繁芜杂的诗歌团体、流派、实验渐次登台,为诗歌创作打开了多条通道,但也过度消耗了诗艺拓展的可能。在这个阶段,由于生活重心的转移,诗歌所承担的社会、政治、伦理职能,在群众心理中的位置,已逐步滑落、衰减。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不稳定的状态下,戈麦走入了诗坛。其实,在戈麦的人生预设中,诗歌并不是他的最初选择。按照西渡的记载,戈麦一开始甚至对诗歌抱着一种拒绝的态度,后来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才使他走上了诗歌的道路。戈麦的创作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五年时间,但他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诗歌景观并开拓了汉诗写作新的可能性。这些闪现着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的作品,为中国当代诗坛添增了几抹亮色。纵观戈麦的全部创作,不同于那些温柔平和的诗歌风格,他的作品从一开始便具备了“紧张”的特征。诗歌的出现,为戈麦的生活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当戈麦运用诗歌重构自己生活的同时,他发现诗歌也正在快速地毁灭自己的生活。这种矛盾的对立,让诗人陷入对生活深刻的怀疑。通读戈麦前期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诗人对成年生活的消极预判以及对“窥探者”的警惕,也加深了他诗行中“紧张”的底色。20世纪90年代开始,戈麦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此前诗歌中的“紧张”特征到了九十年代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了愈演愈烈的趋势。日常生活的摧毁、追逐爱情的损耗以及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戈麦诗歌中“紧张”特征的新的影响质素。诗行中紧张感的累积,给戈麦的诗歌生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当戈麦身陷穷途末路之际,博尔赫斯的出现,为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转机。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以其杰出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闻名全世界,被誉为“作家们的作家”。在戈麦的眼中,博尔赫斯无疑是一位“智者”般的存在。正是通过博尔赫斯的想象世界,戈麦惊奇地发现了诗歌创作的另一种可能:一种情感上克制、内容上铺陈,表达上从容的诗歌叙说方式。可以说,博尔赫斯是戈麦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的“精神导师”。针对两位诗人在诗艺层级上的联系的研究,能够在真正意义上重新辨析戈麦诗歌创作的深层机制以及他的诗学伦理的本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