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也更加无度，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各国采取各种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尤其运用刑事法律手段来打击环境犯罪，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分子。借鉴西方国家环境刑事立法经验，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已经成为环境刑事立法的共同特点。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立法者也认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于是1997年刑法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这种立法上的变化可以解决我国环境犯罪无法可依的局面。但是受法律传统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现状影响，我国环境犯罪的理论研究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环境犯罪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目前我国环境犯罪处罚主要还是以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为前提，即以处罚实害犯为主，虽然也有处罚行为犯的规定，但是数量很少，作为结果犯与行为犯中间的缓冲地带的危险犯，则根本没有相关规定。这种环境刑事立法现状，对犯罪分子难以产生震慑作用，也就很难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从而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为了提升刑法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我国亟需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这样在生态环境刚刚出现危险状态之时，刑法就提前介入，将环境犯罪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能够有效防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环境犯罪中设立危险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立足于我国环境犯罪的现状，同时借鉴西方国家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来建议我国在未来刑法典中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并完善其相关制度，使之成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一把利剑，最终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