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尤其是城镇工矿用地有力地支撑了社会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从而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在我国，城镇工矿用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容置疑。供地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强有力作用决定了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供地政策是实现土地对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首要问题，制定能最大程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供地政策必须解决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问题和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问题。正是因为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各地争相申报最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注重规模的扩大而置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于不顾，这一方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与我国“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相违背。虽然建设用地的供应政策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是现行的建设用地配置模式即建设用地的指标分配方式问题重重，不利用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不能有效平衡建设用地规模的有序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通过计量研究的方法讨论甘肃省城镇工矿用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二者的动态效应分析揭示其相互影响机理，定量分析了城镇工矿用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经济发展对城镇工矿用地规模的影响，分析了城镇工矿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及其空间差异。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城镇工矿用地变化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呈现很明显的耦合态势，甘肃省经济发展递变速率小于城镇工矿用地递变速率，城镇工矿用地经济产出低，城镇工矿用地利用粗放；甘肃省城市化与城镇工矿用地变化的耦合程度较高，城镇工矿用地变化与第二产业发展有很强的相关性，2001-2011年城镇工矿用地的递变系数与产业结构（二三产业占全部GDP的比重）的递变系数基本相等，城镇工矿用地变化与二三产业发展基本同步，耦合程度非常高。通过脱钩分析发现：2001-2011年甘肃省城镇工矿用地与二三产业产值的脱钩系数在不断扩大，越来越远离强脱钩区域向扩张负脱钩方向的非理性方向发展；而且脱钩系数随着时间推移均有整体上升趋势，脱钩状态有向扩张连接和扩张负脱钩变化的趋势，表现出单位城镇工矿用地的二三产业产值不断变小的现象，城镇工矿用地的变化率高于二三产业产值的增加率。（2）通过对城镇工矿用地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甘肃省城镇工矿用地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二者关系的变动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在研究期内城镇工矿用地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较强。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得出城镇工矿用地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经济增长是城镇工矿用地的Granger因。二三产业不是城镇工矿用地变化的Granger因，城镇工矿用地是二三产业的Granger因；城市化和城镇工矿用地没有明显的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可以推断经济增长对城镇工矿用地变化的影响一直呈现较高水平，但经济增长对城镇工矿用地变化的影响在减弱。二三产业产值变化对城镇工矿用地变化的影响逐渐加强，同时城镇工矿用地对二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贡献作用。（3）通过城镇工矿用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甘肃省城镇工矿用地对二三产业发展的贡献远大于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对二三产业发展贡献，二三产业发展对城镇工矿用地的依赖性较强；随着时间推移，城镇工矿用地对二三产业发展的贡献力度越来越大，城镇工矿用地对二三产业发展的贡献有很大的空间差异。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对城镇工矿用地的扩张具有明显的驱动趋势，而工业化不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驱动因素，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的缓解城镇工矿用地扩张。（4）通过对城镇工矿用地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用效率分析得知2001-2011年甘肃省二三产业发展过程中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平均产出效率并不高，而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各投入要素没有实现最佳配置，产出效率不高。从2001-2011年DEA有效的单元数量不断减少，有极少数的市一直处于DEA有效的状态，其他市州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DEA无效，生产要素综合利用效率较高的市（州）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州，综合效率高的地区和综合效率低的地区最高值和最低值与平均值的差距较小，综合效率相对比较稳定，各市州综合效率的时空差异明显。2001-2011年各市州生产要素规模效率的时空差异明显，各市州生产要素投入存在不同程度的冗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