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的世界观与自我意识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具体体现在中国对西方形象认识的转变上。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与西方的军事交锋，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思潮、体制、文化、生活方式的输入；另一方面，晚清出洋士大夫带回的西方见闻也参与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形象的塑造中，他们的西方观影响了晚清及现代中国对世界的想象。　　 本文以晚清首位外交使臣郭嵩焘1876-1879年的出使日记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了郭嵩焘出使之前中国对西方的认知与想象，着重分析了郭嵩焘的出使经历、西方观以及他的出使日记所塑造的西方形象，进而分析郭嵩焘之后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所发生的巨大转变。认为，郭嵩焘的西方观在近代中国的西方想象转变过程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传统中国对西方的描述自东汉以来经历了几次转变，但都不脱“天朝上国”对于“夷狄”、“番鬼”的成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对西方军事技术的艳羡和对西方人荒淫野蛮的想象中逐步认识西方:1840-1875年间出洋游历的官员带回中国的西方图景是繁华强盛、器物精妙、男女淫乱，中国民间对西方的认识是华服奇器、商人狡诈、教士阴毒等等。郭嵩焘是近代第一个肯定西方文明的士大夫，他在日记中塑造了富强、民主、文明的西方国家形象，他认为西方国家崛起的原因由“末”至“本”依次是：器物、商业、教育、政体、民风、礼教、文明，西方是有文明渊源的国家，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并且要由西方文明学起。他的西方观由于不同于同时代的主导的西方观，不仅遭到朝廷的禁止，而且受到保守的士大夫们的排斥。他的遭遇体现了晚清中西文明观自学习技术（器物）到学习政体（体制）再到学习文化（文明）转变的漫长过程。郭嵩焘所塑造的美好西方国家形象标志着自他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被视为与中国文明并列的异质文明引入中国精英阶层的思维视野并予以重视。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郭嵩焘笔下的西方形象及其形成机制，郭嵩焘西方观的形成过程以及这种西方观与他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双向关系，并分析了郭嵩焘所塑造的西方形象及其西方观对于晚清及现代中国西方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