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已近30年。其间,它从西洋的“舶来品”逐步变成中国文艺学研究中独具个性的理论批评话语,并与中国问题对接,直接参与了中国新时期文论范式的转型。以往关于接受美学在中国接受历程的研究,有的学者关心接受史的全局,有的探究接受史的细部,不乏精炼之论和自觉意识。不过,比照接受美学在中国接受语境中的繁荣状况,中国学者对其接受史的研究总体来说相对滞后,还未深入到中西文论整体对话的层面。基于此,我们的选题借鉴萨义德“理论的旅行”模型提出“问题域研究模式”以“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作用何在?”为核心问题,首先探究接受美学在中国文艺学领域接受的整体行程。然后,在比较接受成果的丰富性和接受者问题意识的强度后,我们选取“重写文学史”、“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两大问题域,探析它们和接受美学交融碰撞的复杂关联,深度展示中国当下文论话语独立性和民族化的转型历程。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导论,探讨选题的研究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选题中“接受美学”和“文艺学”等关键词的阐释、选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选题的来由和理论价值、接受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思考。第一编主要探讨接受美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接受美学是德国文学研究危机的必然产物。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美学和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这两大理论来源决定了接受美学的整体架构和理论倾向。接受美学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转向读者中心模式,但是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从世界范围看,接受美学的传播是我们接受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从中国范围看,接受美学在文艺学领域“旅行”的整体行程体现为三大阶段：译介、研究和运用。第二编研讨接受美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关联。狭义的“重写文学史”讨论为中国学者冲破旧的文学史观念引进接受美学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近30年来,在广义的“重写文学史”学术思潮中,中国学者为了解决“文学史悖论”引入接受美学“重构”中国文学史景观,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范式,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转向：一是由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审美)标准的文学史范式逐渐转向审美和历史统一的文学史范式,其中读者的接受活动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二是由作家作品为重心的文学史阐释体系转向以文本和读者的交流关系为重心的文学史阐释体系。同时姚斯的原初理论在中国“异质语境”中也被日益改造补充,逐步“中国化”。文学史范式的转变反映了文学史理论的更新,彰显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由工具性向自主化的转变。第三编主要围绕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间的接受史关联展开。由于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相似性、接受美学对“中国问题”的方法论价值和中国学者文化心态的两面性等诸多原因,接受美学能够介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议题。中国学者近30年不懈努力,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借用接受美学对中国古代接受理论的诸多范畴命题进行了现代阐释,构成了一个历时性的序列,反映了中国古代接受理论逐步深化和日益自觉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在中西比较视域下中国学者逐步发现古代接受理论在文学要素的关系、接受活动特征和接受研究的思维方式、批评语体、接受主体、具体运作上的五大民族特征,并通过文化模子追踪法追溯五大特征背后的中西方文化根源。中国学人最终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叉点上初步构建了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接受理论体系,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的民族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一项实绩。第二编讨论的“中国文学接受史”(主要成绩在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领域)新范式同第三编讨论的“中国古代接受理论”联系紧密。前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现象的研究和对文学接受规律、趋势的总结,为后者的现代阐释提供了理论素材。反过来,后者的研究成果富有理论性和思辨性,可以深化我们对前者(中国文学接受史)的把握。可见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深化。这样,论文第二编和第三编的内在联系就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