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北魏建立之后,当草原文化和中原汉文化开始接触和碰撞时,前者往往会被先进的后者所征服,故北朝的文化发展总体上仍然呈现出一种汉化趋势。可是,文化的交往与融合从来都并非是单向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总有某些特质不易同化而被保留下来,并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成分,推动着原文化向前发展,本文所论之“鲜卑特性”即是这种文化特质在北朝时期的具体表现。所谓“鲜卑特性”非指鲜卑族特有的文化风俗,而是北朝时相对于汉文化而言,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属于草原民族的难以被舍弃或改变的文化形态,它们在北魏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直到隋唐时期还处于不断延续之中。总的来说,从北魏建立到孝文帝继位前,统治者们虽都采取了一些汉化的措施和手段,在形式上已经有了汉化的特征,但骨子里却依旧保留着许多鲜卑文化的特质,形成了这一时期“杂相揉乱”的文化面貌。孝文帝继位后,掀起了北魏“用夏变夷”的高潮,然而其所进行的汉化改革并不具有全面性和彻底性,因此部分“鲜卑特性”得以保留。于是,迁洛集团与代北守旧势力之间便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随后在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下,二者间的隔阂愈来愈深,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激起了六镇鲜卑对汉化及元魏统治的强烈反扑。于此混乱之际,高欢与宇文泰趁机崛起,各自建立了政权。在东魏北齐内部,高欢一方面有意保留了晋阳霸府的鲜卑化倾向,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孝文迁洛以后洛阳政府的文化形态,形成了鲜明的两都体制,导致两种文化的代表势力相互排挤,政治发展环境渐渐浊乱不堪,终归于倾覆。而西魏北周则与当地汉族士人展开合作,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外鲜内汉”的政策,不断调和、消除鲜汉间的矛盾与隔阂,形成了一杂糅胡汉且实力强大的关陇集团,最终完成了孝文帝与高欢的未竟之业。总之,北朝的文化发展虽然始终是沿着汉化的方向缓慢进行,但在此过程中“鲜卑特性”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鲜卑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渗透作用也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对当时政局的稳定性和发展趋势造成了重大影响。基于此,本文拟从“鲜卑特性”的发展问题着手,探讨其在北魏立国至北周统一北方这一个多世纪中的保留与淡化情况,及对政治局势造成的影响,以呈现出鲜卑族汉化道路上的挫折与阵痛,展现其复杂、多变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