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国家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驱动力,是新一轮制度创新的“试验田”。目前已分批次初步形成“1+3+7+1+6”的基本格局以及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致力于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相互支撑,推动形成我国新一轮全面开放格局。目前,距一、二批设立的四大自贸区已超越四年之久,制度红利已随之慢慢体现。因此,本文选取截止到2018年12月为止未设立为自贸区的19个省市数据,通过“Hsiao”的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价方法,从整体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自贸区发展的“三大共性”进行先分批后具体的“反事实”模拟,其中三大共性指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贸易便利化。并加入自贸区成立前后三大共性对地区整体经济影响的对比分析,从而实现对一、二批自贸区的政策效应评价。不仅挣脱以往研究思路的束缚,而且研究角度更为全面,为自贸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参考。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分批研究来看,自贸区建设对上述指标均起到不同程度的带动作用,但大多存在两个月至一年的政策效应延迟期。同时,第一批自贸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金融业增加值以及进口总额的平均政策效应分别为4.727%、4.664%、1.186%,皆优于第二批。因而自贸区设立对以上指标的带动作用就使得第一批自贸区对GDP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批,尤其归功于投资额与金融业增加值。第二批自贸区进出口总额与出口总额的平均政策效应分别1.168%、1.027%,均高于第一批的0.979%、0.946%。第二,从“三大共性”对地区整体经济的影响来看,两批自贸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且第一批自贸区较于成立之前影响强度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提升。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一批占其GDP的比重越来越小,第二批大部分处于增长状态。但较于自贸区成立之前,成立之后第一批自贸区的下降幅度约减小二分之一,第二批的上升幅度约减小四分之一。而第一批贸易差额对GDP存在负向影响,第二批虽为正向但存在下滑趋势。两批自贸区的GDP本身一直处于增长状态,通过反事实分析又得到自贸区的建设对地区经济增长都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这说明自贸区建设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多的体现为间接影响。第三,从各自贸区的具体分析来看,上海自贸区在GDP、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金融业增加值所反映出的政策效应都要优于其它三大自贸区,其中对金融业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而进出口总额上仅次于广东自贸区。天津自贸区政策效应虽普遍低于其它地区,但其依旧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广东与福建自贸区政策效应相差不大,其中广东自贸区金融业增加值与进出口总额所体现出的政策效应高于福建,但其固定资产投资与整体经济却低于福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第一、二批自贸区的“三大共性”对各地区均产生一定的政策效应,从而带动各自贸区整体经济的发展。但自贸区建设过程中仍存在金融立法碎片化、投资环境不完善、对外贸易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因而,本文就上述问题提出重塑金融审慎监管模式、优化投资环境、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等建议,使自贸区建设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