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调解制度被新民事诉讼法确认为一项新制度后，它已经有了法律依据或者说具有了法律价值的正当性与普适性，其不仅是法院调解的又一项尝试和创新，而且还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了调解的实践基础。为了缓解时下诉讼案件井喷式增长的压力，改善信访不信法的司法现状，故立法尝试把大部分纠纷消化在诉讼之前这个阶段，从而达到节约司法资源，高效低成本地解决民事纠纷的目的。但是由于理论界对其性质的争议较大，司法实践中对它的把握标准的不一，致使先行调解制度的立法价值与司法价值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基于此，文章第一部分从理论界的争议着手进行探讨，厘清了先行调解制度的概念及性质；第二部分通过对先行调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立法背景进行深刻分析，从而得出先行调解制度立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第三部分笔者从对比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调解制度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关于ADR发展趋势出发，指出先行调解制度是我国在法院附设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新尝试；第四部分本文从该制度实施一年多以来在运用中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证，指出其在立法方面存在的定性不明，制度设计空白及程序缺失的缺陷与不足；最后一部分从法院工作实务的层面提出该制度的完善建议与实施程序设计，促使先行调解制度的应然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进而构筑法院附设诉讼外解决纠纷的新机制，从而促进ADR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