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竞争环境加剧,颠覆和引领传统技术得到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战略的重点之一为创新活动。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探索性技术。《“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突出颠覆性技术创新。颠覆性的技术决定了技术的顶峰,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创新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新想法和新技术。中国很多技术领域还处于被“卡脖子”的困境,在医药、化工和半导体等领域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依旧很大。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金融改革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推动和培育资本市场的发展。基于我国经济转型中探索式创新的重要性,各项政策通过资本市场扶持一批企业作为探索式创新的载体,完善信息环境,促进资本市场更加高效地服务于高质量经济发展。2019年初,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为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发表讲话并通过实施方案,致力于扶持一批探索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企业,得到市场支持与认可,缓解融资难问题,支持科技企业实现技术探索。2021年北交所开市,扶持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保障产业链安全。资本市场发挥预期目标的重要前提是金融市场稳定和资源分配高效,投资者财富得到保护,参与者对资本市场有信心,信息效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企业创新策略（探索式创新VS渐进式创新）不仅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决策,也是我国制造业高级化、实现“双循环”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环节。根据不同创新策略在技术探索、风险承担、新颖程度、独特性和成本投入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企业创新策略可分为探索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是探索新技术路径、突破新领域、创造新知识的新颖性创新,渐进式创新为既有创新的完善和补充。探索式创新需要和过往的创新存在差异,对未来的创新具有深远的影响。这要求探索式创新能够有助于技术的更迭发展。进行探索式创新的企业面临更高的成本投入、市场不确定性、技术复杂性和失败概率,更长的研发周期和更加不确定的回报。既有文献基于此框架认为探索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是相对的关系,企业探索式创新的程度越高,则代表着渐进式创新的程度越低,常用企业创新的探索式程度作为创新策略的表征。过往研究多关注企业创新投入（常用R＆D表示）和创新产出数量（常用专利数量表示）,此类研究已经为理解企业是否进行创新提供了基础,但是尚未反映企业的创新策略,包含企业是否在新的技术领域探索、对后续技术是否具有影响力等方面。在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阶段,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数量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创新策略,例如高创新投入和多创新产出的企业并不代表着企业展开了探索式创新。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是具有异质性的,即使是同样的投入和产出数量,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创新策略,进而对企业风险水平、长短期业绩、信息效率和股价等诸多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通过数据库信息可以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着创新投入高和专利数量多的企业,但是其没有在新领域进行探索,对未来技术的影响力较弱,属于进行增量改善的渐进式创新。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数量的黑匣子需要被打开,以便于为企业理解创新策略差异,做出创新策略选择提供经验证据,也有助于为当前我国创造出“改变游戏规则”的前沿技术,实现跨领域的新想法和新技术,扶持一批探索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提供理论基础。本文的专利信息来源于大为数据库,该数据库收集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面信息,避免数据缺失带来研究偏误。利用企业专利的分类信息（IPC分类）、专利引证信息和专利数量信息,本文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形成了创新策略的度量方式,更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创新策略。本文数据覆盖2002-2020年,2020年为撰写期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保证了数据集的全面性。本文关注企业创新策略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经济后果。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可分为多个层次,本文聚焦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率、中介信息解读效率和投资者定价效率,涵盖企业、中介和市场三个维度。本文回答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我国企业创新策略（探索式创新VS渐进式创新）如何定义和度量,其理论基础的发展脉络如何,探讨企业创新策略受到何种因素影响及其经济后果如何;第二,企业创新策略如何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效率;第三,企业创新策略如何影响信息中介的信息传递效率;第四,企业创新策略如何影响市场的信息解读效率。本文通过以下七章内容回答上述问题。第一章为导论,此章节阐述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同时梳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此外,此章节总结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梳理理论基础,并对国内外文献展开综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包括资源基础观、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信号理论和信息供给和需求理论角度,理清理论内涵以及理论与本文研究的相关性,为后续研究提供指导。基于研究目标,本章首先梳理过往研究中创新策略的定义界定和度量,理清各类型定义和度量的联系与差别。接着,本章梳理创新策略的影响因素,企业创新策略对企业业绩和资本市场产生的经济后果如何。由于本文研究关注企业创新策略企业、中介和市场三个维度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角度,国内外文献综述重点梳理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文献。从企业信息披露效率、中介信息解读效率和投资者定价效率角度。在企业信息披露效率层面,此部分内容梳理了管理层业绩预告相关政策背景,总结了管理层业绩预告受到何种影响影响,产生了何种经济后果;在中介信息解读效率层面,本部分梳理了分析师跟踪行为和预测特征的影响因素;在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角度,本章关注国内外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本章基于创新策略和资本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文献回顾,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述。第三章为我国企业创新策略的概念、度量及特征。在本章中,本文重点梳理了创新策略的概念,理清种类繁多的度量方法。基于我国企业的制度背景和现状,对创新策略进行概念界定,从技术影响力和企业跨越新技术领域的角度进行创新策略界定。根据既有文献,创新策略（探索式创新VS渐进式创新）并非割裂,而是反映在创新的探索程度,探索式创新的程度高则说明企业创新探索了新领域、对未来技术有影响力,从内涵本质上说明了渐进式创新程度低,反之亦然。从专利引证、专利分类、专利数量结合专利分类三个角度提出相对应的企业创新策略度量方法。根据年度、行业、市场类型等角度统计企业创新策略相关指标,初步检验企业创新策略的特质。最后,本章检验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多种创新策略度量方式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研究了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对企业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半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选取自愿性管理层业绩预告作为企业层面的信息效率表征,分析企业创新策略（探索式创新VS渐进式创新）如何影响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基于信息不对称、信号理论和政治成本理论,分析进行探索式创新的企业是选择韬光养晦的方式减少信息披露,抑或是选择锋芒毕露的方式增加信息披露。在进一步分析中,本章从企业违规和外部信息环境角度,分析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动机和特征如何被二者影响。第五章分析了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对中介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本章基于分析师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模型,分析企业创新策略选择是否影响分析师跟踪和分析师实地调研。从信息数量和质量角度,分析创新策略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和分析师之间预测分歧度的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本章从内部信息披露质量和信息可获得性角度,分析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分析师与企业地理距离的调节作用。第六章关注了企业创新策略对投资者信息解读效率的影响。本章从分析企业创新策略是促进了资本市场定价反映企业特质信息,抑或是减少了信息供给和增加了信息复杂度,导致资本市场定价效率降低,反映市场层面的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从信息环境角度,分析监管层和投资者行为在股价定价效率中的作用,分析二者如何调节企业创新策略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从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科技创新相关部门、信息中介和企业自身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并总结本文存在的不足与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企业信息效率层面,企业更高程度的探索式创新（即更低程度的渐进式创新）增加了业绩预告的频率,但是业绩预告的好消息释放更多且不准确。首先,探索式创新增加了管理层业绩预告的频率。投资者增加了信息需求以降低探索式创新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管理测通过业绩预告作为信号,展示自身能力,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类问题。第二,企业更高程度的探索式创新增加了自愿性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好消息释放。管理测对探索式创新持更积极的预期,看好企业业绩增长,同时向外界释放探索式创新的好消息以便增加投资者信息与吸引外部融资。最后,企业更高程度的探索式创新降低了自愿性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准确度。探索式创新在技术、管理方式、客户效用等方面的突破,企业的盈余波动大且更难预测,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准确度下降。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从信息环境角度有两点发现。其一,企业违规监管作为外部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企业改善信息环境,增加了业绩预告频率。但是,管理层发布的好消息越多和误差更大的业绩预告,在自愿性披露业绩预告时,企业具有自由裁量权,而监管部门无法完全覆盖所有不越过底线的违规行为,导致此类企业业绩预告的好消息释放更多、准确度更低。其二,新闻报道增加了企业在监管和审计层面的关注度,管理层需要通过业绩预告的方式传递企业盈余信息,但面临市场压力时,管理层将发布业绩预告释放更多好消息,业绩预告准确度下降,支持了新闻报道的压力假说。第二,在中介信息效率层面,更多分析师跟踪探索式创新程度高的企业,分析师增加了实地调研,且在实地调研时询问创新相关内容,但是分析师的预测分歧增大。本文发现探索式创新增加了市场对分析师的需求和分析师供给,进行探索式创新式创新的企业吸引了更多的分析师跟踪。其二,本文发现探索式创新程度并不能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度,但是如果分析师和企业地理距离较远或者企业信息透明度低时,探索式创新将对分析师预测精度产生负面影响。其三,分析师之间的预测分歧度随着探索式创新的程度增加而增大。分析师对探索式创新相关信息的搜集存在更大程度的不一致,预测模型的调整也更不统一,导致分析师难以形成一致预测,进而增加了预测分歧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分析师和企业的地理距离近、企业信息环境更加透明时,探索式创新对预测分歧度的影响被削弱。最后,为了获得探索式创新的一手信息,分析师将前往实地调研,并询问创新相关的调研问题。第三,在市场信息效率层面,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说,结果发现尽管探索式创新使得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但是由于投资者获得的信息数量减少和信息质量降低,企业更高程度的探索式创新加剧了股价同涨同跌现象,体现在股价同步性提高,说明企业更高程度的探索式创新探索式创新降低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探索式创新开拓了新的技术领域,企业为了避免技术溢出,减少披露探索式创新相关信息,投资者缺乏历史标准作为判断信息质量的标准,导致无法筛选出准确和真实的企业信息。同时,企业历史价值和行业可比公司价值的参考意义降低,导致投资者更难评估探索式创新的真实价值,加大分析难度,降低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进一步分析中发现监管问询改善了企业信息环境,企业及时回复问询函,是投资者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能够有效地缓解探索式创新导致的定价效率降低。企业通过问询函的及时回复,增加企业特质性信息的披露,进而削弱探索式创新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负向影响。投资者调研改善了企业信息环境,为投资者提供了增量的信息供给,有利于投资者对企业特质性进行判断,削弱探索式创新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本文选取企业创新策略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现有的企业创新的研究内容。国内已有关于创新的研究关注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通常用研发投入和企业的专利数量计量,对企业创新策略维度的研究较少。实践发现,企业的创新行为并非同质化的,即使是同样的投入和产出数量,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创新策略,不同的创新在新颖程度、探索程度和突破程度上并不一致,进而对企业风险水平、长短期业绩、信息效率和股价等诸多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重构,双循环背景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需要不断提高,这都依赖于企业创新的不断突破。本文区分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拓展了创新相关的策略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加创新相关研究的维度,也有助于为我国企业突破卡脖子领域、建立健全供应链和实现双循环战略目标提供政策建议。第二,本文系统梳理了创新策略的定义和度量,为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研究提供了基础。研发投入是企业是否进行创新以及投入资源多少的指标,专利数量则是企业产出数量的指标。此类研究为我们奠定了创新相关研究的基础,但是难以提供企业创新的新颖、突破和探索程度相关信息。既有研究多基于问卷调查方式获得企业创新策略的信息,但导致选择性偏差和乐观性偏差等问题。再者,现有研究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定义并不一致,且度量方法繁多,无法形成统一的创新策略的概念和度量,这也影响了创新策略领域的研究进展。本文则试图系统梳理企业创新策略的定义和度量,厘清各式各样定义和度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内涵。不同的定义对应着不同的度量,但是在梳理文献和企业实践的过程中,本文发现明确研究角度、研究问题和企业的基本面是构建定义与度量的基础。基于此,本文基于我国的制度背景,构建创新策略的概念,并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信息数据（包括专利引证、数量、IPC分类等）构建创新策略的度量体系,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关于创新策略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核心变量的度量,丰富了创新策略的相关研究。第三,本文选取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研究视角,补充了现有的企业创新策略经济后果研究。现有文章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创新策略对公司财务业绩和股价波动的影响,仅有少数研究从实证方法上检验不同的创新策略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创新策略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企业创新策略的不同影响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需求和供给,而信息是创新策略影响资本市场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企业、中介和市场三个维度反应信息效率,为创新策略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供经验证据。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不同情境下,创新策略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为创新策略的经济后果增添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