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领域的出现始于东卡累利安案件,但是其在咨询权管辖领域后续发展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追求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国家同意的责任化成为一种趋势,可是国家同意原则的基础是国家,国家仍是国际法运行的受力点,也是国际法规范形成的起点,更是国际法规范目标设立的关键,国家同意原则体现了国际法中的“以诺为则”的价值,国际法院管辖制度的形成与国家同意原则的产生息息相关,国际法院无法做到放弃国家同意原则而建立咨询管辖权制度。通过对国际法院时期,其处理的6例与国家同意原则相关的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国际法院对国家同意原则存在适用偏差,其首先对“法律问题”的认定宽泛导致挤压国家同意原则的适用空间,咨询管辖中对“法律问题”的解释可能会起到实质上裁决法律争端的效果。其次,在《国际法院规约》与《联合国规约》中都未明文将国家同意原则作为咨询管辖的前提,因为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国际法院又本着自己作为联合国重要机构,应当发表咨询意见服务国际组织的动机,一直对国家同意原则采用相对宽松的态度。国际法院对于需要当事国同意的咨询案件分类模糊,导致在面对双边争端时,往往会导致绕过一方国家同意,使得国际法院成为影响他国主权利益的工具。最后,在任择条款的使用上,国家法院存在以概括同意代替国家同意适用的故意。国际法院应当纠正以上适用偏差,明确“法律问题”的内涵与咨询主体的认定,恢复国家同意原则被挤占的适用空间。国家同意原则的适用虽然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但是结合国际法院的司法性质,司法程序的公平中立要求国际法院应当将国家同意原则适用于咨询管辖当中,并且国际法院也可以通过法律意见和指导明确国家同意原则的适用。对需要当事国同意咨询的案件分类处理,对于关系到一般性法律问题、国际组织成员相互间的争端、国际条约解释的咨询案件,应当将国家同意原则的适用前置。国家同意相较于概括同意而言,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基础、适用条件与适用目的,国际法院不能以概括同意代替国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