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代的急剧变化动摇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标准,摧毁了理论的自信和理性的信仰。在反形而上学的潮流中,黑格尔被当做“死狗”抛弃了,实证主义精神及其理性主义日益在哲学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狄尔泰建立了“精神科学”,与兰克、德罗伊森等形成了历史学派,强调知识的历史性,主张用历史理性来取代纯粹理性的优先地位,但所产生的相对主义,如自然主义同样划入到怀疑困难中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却仍然抱着崇高的道德理想和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坚定地执着于“通向绝对清晰的精神生活的道路”。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精神及非理性主义非但不可能恢复和拯救西方理性传统,却更加深了伴随着世界大战和物欲而来的人类的精神危机以及建立在近代哲学新理念上的人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惟有廓清近代西方思维方式和精神文化笼罩在人文传统上的迷雾,俯身审视并追问这一传统赖以发生的基础----古希腊的精神文明,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才能获得原初的、真正的揭示和理解。“他(胡塞尔)确信,为解决人生和价值问题必须首先寻求坚实的理性基础。”为此,在1936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在哲学的高度上对现代文化引起的“综合危机”特别是科学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胡塞尔在切近地感受到由笛卡尔、牛顿、伽利略等所开创的自然科学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不朽的成就同当时的欧洲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无法消弭的巨大反差。胡塞尔所指的科学危机即是指真正的科学性在这个时代已被消解,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以及为实现哲学任务而制定的方法的整个方式,已成为不可能的,并认为科学危机实则是哲学的危机,即是自然科学的强劲发展和哲学的日益衰退的差距的扩大,最终导致了欧洲人性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胡塞尔提出了自己的现象学哲学,更准确地说是先验主义的现象学。与逻辑主义力求排除一切作为价值判断的可能,不探问作为科学对象研究者的人本身的文化历史意义的做法不同,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求把人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心,把价值意义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胡塞尔对科学的反思和重建立足于“生活世界”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构成了科学的根基和源泉。科学的全部意义都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是作为“特殊的世界”科学世界的生长的普遍土壤,也是科学世界的普遍归宿。科学的不断发展使得科学自身在门类以及专业等方面不断细分,人日益成为其专业领域的生活者。如此便形成了生活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尔力图从肇事于伽利略的数学的自然科学的批判出发,探究科学危机发生的内在的以及历史的原因。数学的自然科学通常以一些毫无证实可能的假说作为其出发点,这无疑是从一开始就将自然科学置于不确定的位置之上；其次,胡塞尔认为,在近代兴起的技术化的强大的影响力之下数学的自然科学的合理性意义正一步步丧失。胡塞尔告诫科学家们不要盲目陷入科学的思维之中,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生活世界中的一员。在胡塞尔看来,坚持生活世界意识,可以使科学家和他们的事业找到自己的原本意识,返回到自己的起源地。总之,胡塞尔正是通过对近代欧洲科学危机分析和对科学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观,提出了科学摆脱危机的方法就是建立面向“生活世界”的严格科学的哲学。胡塞尔将其科学观建立在现象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把科学定位为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普遍科学。但由于“生活世界”在胡塞尔那里被限制在意识活动的领域之内,是“意识行为的相关项”,还没有达到为欧洲危机的真正解决。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在开辟中所显现的地基,这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通向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某种“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