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孝道思想呈现出诸多特异之处，此时士人的孝道思想是对整个社会孝道思想的最精彩展现，这其中以孝之情和孝之礼的对立和融合最为显著。随着汉末儒家思想的难以推行和魏初名法之治的实施，传统的孝之礼的生存空间日渐狭窄，同时儒道合流的先驱们正在为孝亲情感意义的再次显发做出论证，他们力图恢复孝道本有的核心内涵——孝之情，这种孝亲的情感意义在汉代曾被忽视和异化，转化为死板的孝之礼。随着正始士人正式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玄学命题，对于孝亲的情感意义的显发也明朗起来，何晏、王弼分别肯定孝道的情感意义的重要性并进行了阐释。竹林七贤生活在曹魏集团和司马集团激烈斗争的年代，对于虚伪名教的指斥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孝道思想，他们激烈反对孝之礼。阮籍、王戎等以实际行动昭示着孝之情高于虚伪的孝之礼，直指社会名教的虚伪。西晋初期司马氏为稳定统治秩序，弘扬作为家族根基的儒学，多次弃前代短丧制度于不顾，执意守丧三年，号召天下归心，此举事实上确实得到了诸多礼法之士的拥护，但这也不影响士人们越发重视孝之情。西晋后期，玄学大家郭象以独化论为基础讲孝道之情和孝之礼是并行不悖的，两者都具有合理性。但双双肯定孝之情和孝之礼，并不能能弥合现实中两者存在的差别，这样的现实矛盾在东晋士人礼玄双修的人格之内得以融解。在东晋相对长期而又偏安的社会环境中“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逐渐淡化，人们主张既能顺情而为又最大程度地尊重名教礼法，呈现出孝之情和孝之礼的统一。总之，魏晋士人的孝道思想中注重发自天然的孝之情，反对外在礼仪的束缚，呈现出一种重自然、反名教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