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非”是一个诞生于国家制度,却影响着社会行为的关键词。它曾经在政策表达和社会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通行证,是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资格证。从它的形成、变迁直至消逝,都在国家建构和制度变迁之中,体现着农民对于身份认同的追求,对于资源配置和权利平等的渴望。“农转非”在国家对于社会身份系统的建构中形成,是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建国初期出于国家整合和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国家采取了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从而出现“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等制度安排又将有差别的资源配置于不同的户籍性质,使户籍成为了城乡身份界定的符号,从而形成了户籍身份制。“逆城市化”思路的影响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限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严控农民身份向城市居民身份转变,也就严格控管“农转非”的指标。身份差异从户籍性质上体现出来,标志着“户口”成为身份的符号,一旦符号出现也就将导致社会分化。然而社会分化既是身份差异的表现,又是身份差异的原因。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化也加大了城乡身份差异和二者之间的隔阂,从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形成。城乡身份差异主要通过资源配置的不同来体现,这种差异就从衣食住行逐步扩大到了就业、教育,甚至声望和社会地位。对于农民的权利不公也从政治经济方面逐步延展到了社会文化方面,导致了农民身份认同危机,城乡户籍壁垒和社会文化转型,这些都是农民实现“农转非”的内在动力。国家对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严格控制与农民实现“农转非”的愿望形成了一对矛盾。农民仅能通过包括招工、上学、结婚、征兵等的几种方式实现“农转非”,于是争取这些机会就成为了实现“农转非”的独木桥。农民在面对机会的时候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和努力。这都是农民对于“农转非”积累的内在动力的外在表现。国家经济体制转变和市场发挥调节的作用,削弱了户口的控制能力,开始淡化农民的“农转非”意识。国家计划分配模式被打破而减少了行政干预,使得农民流动趋向个人理性选择。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致使城乡之间依然存在资源配置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在诸多方面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因此城乡一体化必然将是未来城乡社会发展和治理的方向,这是由身份走向契约的社会进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