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是法官在事实认定中普遍用到的一种隐性裁判方式。同普罗大众一样,法官有其自身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理解,一些心理因素渗入到事实认定过程是无法避免的。随着后现代法学的兴起,研究重心逐渐由法律制度和规则转移到法官这一裁判主体的心理活动上来。直觉作为法官对事实迅速做出的判断,其超越法官的经验认知但却没有达到逻辑理性的高度,只能说是介于两者之间。在法官事实认定的过程中,无论是内在的意识因素还是外在的现实因素都对直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事实认定才会为法官直觉的引入预留了空间。通过对法律事实生成的心路模型以及法官直觉功能的考察,发现在事实认定中直觉偏差有两种显现类型:一种是源自心锚效应的启发型直觉偏差,是法官面对证据材料时,潜意识中受到心灵印象的启发将事实前提与事实假设相混淆的错误认知方式。另外一种是联想型直觉偏差,由格式塔心理引发。由于介入信息的出现,法官内心趋于闭合和完形的驱使下,使得其利用联想将现有证据材料向介入信息提示的结果上强行靠拢而干扰事实的还原。本文还借助了高空坠物案实验和非法证据可采性实验的方法验证两种偏差产生谬误的机理、现象及原因。启发型直觉以一种逆谬误的形式呈现,是法官直觉前提换位所导致的偏差类型。联想型直觉是一种基于法官强迫证据链条趋完的心理所形成的后见偏差。根据实验结果推知,目前在司法裁判中法官产生这两种直觉偏差的问题很普遍。对其进行理论反思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哲学根源上看,法官的直觉对于事实和价值关系的感知陷入了理论误区,习惯于认为事实是客观中立的而忽略掉事实具有价值偏向的特征,也忽略了价值同时具备其自身的客观属性。第二,通过法官自身直觉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由于法官个人特质、工作压力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在事实认定中很容易出现心理障碍和决策风险偏好。第三,方法上对直觉的模型陷阱进行了检讨,一方面来自于事实识别中经验论证缺乏实质合理性,另一方面事实构建中逻辑推理忽视形式合理性。孤立使用哪一种方法都会使得法官直觉意识发生异变。由于不同直觉类型的作用力差异,法官事实认定的整体评价不能够流畅完成。归根结底,这两种直觉偏差的形成都是法官没有处理好事实认定中的融贯限度所致。为预防两种偏差,本文借助功能主义心灵哲学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法官直觉可以适用的限度判准——合理的可接受性。这一限度是当代功能主义的一种执中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功能主义者寻求的一条决策的“中间路线”——既保存心灵的某种独立性又维持心灵与物理的某种统一性。首先,对事实与价值重新审视的结果是,作为对象的事实预设了价值,作为方法的价值也蕴含着事实内容,二者不可偏废。其次,有必要借助心理学的方法对法官直觉心理特征进行引导和约束,分别从法官自我调适和制度把控两方面缓解法官产生的心理障碍。复次,引入功能主义“证据的预选和评估→生成事实构造→选取最优事实版本”这样的事实认定方法,启发型直觉构建起了相异模型下的两难构造,通过约束机制将可能产生偏差的因素剔除。联想型直觉构建起相似模型下的结果设定构造,通过满足机制选择符合满足条件的非偏差条件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在司法决策与心理学的互动过程中,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法官直觉一方面可以更新传统的事实认定方法并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还原视角,另一方面能够为重要的事实构建活动提供纠偏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