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在上个世纪的英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评论、随笔、杂文和长篇小说。尤其是40年代出版的两部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成就非凡,被译成六十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总销量近四千万册,超过了二战以来任何一位严肃作家或通俗作家的作品。也让他跻身《诺顿文学史》,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不朽地位。从五十年代开始,他的作品被选入英美中小学课本,大众媒体也开始对他大肆追捧。这股奥威尔狂潮直到1984年以后才逐渐回落。曾经当过殖民官员的奥威尔明确地反对殖民主义政策;他同情工人阶级,曾深入社会最底层,了解流浪者的生活状况;也曾亲自参加过西班牙保卫战;他自认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却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他不遗余力地抨击一切形式的独裁,不管是希特勒执政的纳粹政府还是斯大林执政的前苏联政府;他既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也关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作品选材独特、笔锋犀利、语言简练、通俗易懂,新闻报道式的叙述风格自成一体。时至今日,奥威尔依然极具影响力,因为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些评论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适用。他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所代表的象征性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多年来,左、右两派为他的作品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无论是莱昂内尔·特里林还是雷蒙·威廉斯都认为奥威尔是一个真实记录社会现实的作家。本文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解读奥威尔的作品,主要是他的五部长篇小说,通过翔实的文本分析,展现奥威尔长期以来被评论界忽视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有着强烈厌女情绪、大力宣扬男权中心论的奥威尔。从奥威尔的书信、书评、日记和散文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奥威尔歧视、贬低女性,憎恶女性权威,他盛赞男性在体力和智力上的优越,认为女性应该回到传统的男权社会中“贤妻良母”的状态。他无视女性个体差异的存在,而把她们简单地归为一类又一类的典型形象。对现代女性的偏见和敌视严重影响了奥威尔理性的政治思维,他看不到社会表象背后深刻的阶级矛盾和政治体制,而一味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女性。他推崇男权思想严重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盛赞他们作品中对女性的贬低和挖苦,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了性别等级差异的世界观和男子中心论的思想。由于男子中心论思想与殖民统治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因此推崇男子中心论的奥威尔很难成为殖民统治的真正批判者。小说《缅甸岁月》的男主人公就因过于关注自己身为男人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而很难与他一再批评的殖民者阶层脱离开来,他对所谓“正常”男人角色、地位的追求最终使他因男人尊严的丧失而自杀,这样的情节极大地削弱了这部小说反殖民主义的意义。《牧师的女儿》是奥威尔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但由于奥威尔本人对女性经历的陌生,和他坚持运用男性叙述视角的写作手法,这部小说成为他作品中最失败的一部。小说中随处可见对女性的贬损和嘲弄,而女主人公更是被动地成为叙述者手中任意摆布的镜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自主性,没有思想,也不做任何改变,致使这部小说结构松散、情节失真、人物呆板,读来令人失望。在自传体小说《让蜘蛛抱蛋继续飞扬》中,奥威尔借主人公高顿之口将女性与金钱联系在一起,把对金钱的追求看作是女人的本性,并进一步将女性的势利界定为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虽然主人公最终承担起传统男人成家立业的责任,但奥威尔对男人身份、地位的过分关注使他完全忽略了阶级社会里金钱表象下深刻的社会、阶级实质,小说中暗含的政治观点显得幼稚、荒唐。《上来透口气》标志着奥威尔向政治讽刺小说过渡的转折点,主人公对十九世纪末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日益逼近的战争阴影形成鲜明对比,再现了二战前英国的社会状况。但小说今昔对比的主题是借助男性对女性这一“他者”的不同典型形象的展现来完成的,小说中的现代女性人物愚昧而繁琐,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端,主人公逃离现实的努力成为他摆脱女性纠缠的尝试,这部小说也因而成为奥威尔发泄厌女情绪的一个小高峰。轰动文坛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延续了奥威尔对“过去”的追求,主人公温斯顿既渴望摆脱党的独裁统治,又无法克制自己对权力、暴力、统治等所谓“男性品质”的崇拜,更无法将自己与小说中愚昧、被动的女性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因而最终只能屈从于以奥布兰为代表的独裁政府。奥威尔本人对两性等级差异和男性权力的推崇再次严重削弱了这部小说的政治含义,他无法解决反对政治独裁和崇尚男性权威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他看到的人类前景只能是悲观、绝望的,而这部小说也就成为一部噩梦似的政治预言。女性在奥威尔的小说中通常不占据主要地位,但就是在对女性着墨不多的描述中,奥威尔将女性视为“他者”,肆意品评、贬低、嘲弄女性角色和女性群体,表现出了明显的厌女情绪和强烈的男子中心论思想。奥威尔一方面在作品中推广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却又坚信两性之间的对立和差异,推崇性别等级制,肯定并宣扬男性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这种内在的矛盾思想不仅使奥威尔在对殖民主义、等级制度和权威提出挑战时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也让他看不清工人阶级的真正力量。他推崇“破坏”、“征服”、“权力”等传统的所谓男性品质,并把这些品质内化为男人的本性,进而也是人类的本性,这使他无法从根本上质疑人类社会关系中统治/服从、中心/他者、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也看不到社会进步的任何可能,因此他笔下的主人公注定是孤独的失败者,而他的作品也无一例外地充斥着悲观绝望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