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理性完善与社会进步普遍持有乐观态度,而卢梭对启蒙理性与社会进步自觉地进行反思和批判,成为西方第一位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的思想家,标志着西方美学的重要转折。卢梭深刻地洞见了生存于市民社会之中的现代人自我分裂的困境——从自然人的角度,他为自利情感所驱动;从公民的角度,他又不得不承担公共义务。布尔乔亚这种自利与正义人格的分裂,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正是卢梭现代性批判的焦点。面对“好人”与“好公民”的双重异化,卢梭提出了自然教育思想,试图以弘扬古典城邦德性来拯救现代性,从培养自由人性的好人教育过渡到培养城邦善德的公民教育,以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卢梭将“自然状态”作为人类的历史起点,并据此为核心构建新的道德及政治秩序。他以“回归自然”的口号启示人们:文明就是对自然的异化。卢梭对于自然与文明的独特理解不仅是其思想独创性的标志,也成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基石。对于卢梭而言,自然不仅具有崇高之美,更是其精神的避难所,承担了启迪心灵与救赎人性的重任。在与自然的契合中,卢梭疏离处于文明社会中的“我”,以超越世俗的、自然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并以此赋予社会和他人全新的理解与意义,进而在“自然”的基础上试图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过度推崇导致情感受到理性的压制,卢梭较早论述了启蒙理性的弊端,主张道德的建构不应完全受理性支配,提出了道德情感论,以此批判启蒙理性及其社会道德原则。从公民教育的角度,他基于道德的立场对18世纪的法国艺术以及戏剧发动了审判。与此同时,在卢梭的著作中,情感获得了不依附于理性而独立存在的价值,成为一种对个人主体性和自由人性的追求与表达。卢梭的美学既以伦理标准要求美与艺术,强调“美”应该受到道德的规范,又推崇艺术作品的感性表达,承认“美”有其自身的逻辑方式。这一悖论充分体现了西方审美范式由古典向浪漫过渡时期的内在矛盾。“自然人”与“公民”双重教育理想的设定,使卢梭的审美教育观念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一方面,在卢梭的公民教育中,审美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似乎只能在腐败的社会环境中为个体独善其身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在自然人教育中,卢梭所提倡的教育方法和措施,很多实际上却是审美教育的内容。在卢梭本人的创作实践中,审美教育本身也对人性的完整和复归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理性精神高涨的启蒙热潮中,卢梭以冷静的思考将“自由”视为矢志不渝追求的人生至高境界。通过卢梭的经历和作品,孤独的审美遐思是卢梭得以返回自然,实现自然与自由和谐统一的努力尝试。通过爱,卢梭实现了与他人和社会的连接,也对他人及社会有了全新的理解。通过哲学的写作,卢梭一方面将自我隐藏起来,在隐匿中获得了属于孤独者的自由与幸福;另一方面,与现实中的人与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避免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却又实现了关注政治的目的。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卢梭在自然与自由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了“好人”与“好公民”的有限和解。卢梭对人类尊严的道德规范的阐释及其全部人类学观点深刻影响了作为德国古典美学开创者与现代美学奠基者的康德,其将审美视作认识活动与道德实践活动的桥梁和中介,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命题,并在《判断力批判》中第一次证明了艺术的自主性;卢梭崇尚自然美以及情感表达的审美情趣对浪漫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批判启蒙理性的过程中,卢梭的美学思想表现出深刻的审美现代性。卢梭自然主义美学思想中体现的生态智慧有助于我们今天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唯道德艺术论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建构具有重要启示;其审美教育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生命美学思想,对于当代美育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自然人”与“公民”双重美育理想的设定,使卢梭的美育思想充满了内在矛盾与冲突;卢梭的文艺观受到其道德政治思想的严格限制,进而阻碍个体生命创造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