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和法律的不断融合,专家辅助人制度必将在未来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立法规定过于粗糙,应用空间模糊,司法可操作性不强。同时,15年的民诉法司法解释将其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更加突出了其党派色彩,无助于发挥这种证据资源的潜在优势,使得各地法院在实际适用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本文从立法和实践出发,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近3年来有关专家辅助人的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和分析。对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常见案件类型,法院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采信情况,以及在判决中对其意见采信与否的说理情况进行了分类整理。从相关数据中了解到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法官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采信度不高;二、有关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在判决中说理不充分;三、各地法院在意见的审查认定中操作混乱,缺少规范的运用规则。我国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一定程度是对英美法系中专家证人制度的借鉴和移植。在出庭方式和目的上与美国的专家证人有相同之处。不同点在于美国的专家证人制度中,其功能和定位清晰,适用证人规则。而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仅规定了专家出庭的两种情形,对其意见效力未作区分,功能定位不明。虽然二者在法律定位上存在很大差别,但美国的专家证言可采性规则对我国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审查判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本文接下来对美国的专家证言可采性规则进行历史梳理,总结出其可采性规则是由市场标准到普遍接受标准,再到以可靠性和科学有效性审查为主,同时综合误差率、参考同行评议等五个因素的多伯特规则的发展变化,逐步实现了由形式审查到实质审查的转变,并在规则和实践的磨合中不断调试前进。美国专家证言的可采性规则对规范我国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运用提供了较好的思路。立足于我国司法现状,笔者提出了以下的立法建议和实践思考:在立法方面,应赋予专家辅助人意见独立的证据地位,强调专家意见的科学客观性,并且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完善我国的专家辅助人意见运用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应规范法官对专家意见心证形成的分析过程,强化法官心证的公开与释明,并且加强在判决书中的充分说理。以期使专家辅助人制度更规范地运行,充分发挥这种证据资源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