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lmutter(1978)认为,当满足一定条件时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可以显示出与及物动词的宾语一样的表征。这就是著名的非宾格假说(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基于非宾格假说,不及物动词可以进一步进行下位分类,二分为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和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即分裂非宾格(the Split Unaccusativity)现象。关于日语分裂非宾格性研究的成果颇丰,持纯句法(pure syntactic)观点的有Miyagawa(1989)等,采用纯语义(pure semantics)方法的有Kishimoto(1996)等,运用句法语义接口(syntactic-semantics interface)理论的有影山(1993,1996)等。这些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在日语中存在分裂非宾格现象。遗憾的是,与理论研究相对应的日语分裂非宾格性习得研究,特别是以中国日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的考察与理论发展的日新月异相比存在严重脱节。目前为止,探讨日语分裂非宾格性的习得研究有Hirakawa(1999,2001,2003),Sorace&Shomura(2001)等,但他们的实验大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为调查对象,且偏重于是以英语行文并发表。另外,上述先行研究在实验设计、实验材料的选取、效度等变量控制上尚存在明显不足。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采用7分段语法性判断测试来进行实验一:句法测试(40个使役被动句)和实验二:句法语义接口测试(50个数量词游离句),借此对日语水平为超级和高级的中国日语学习者在分裂非宾格现象上的习得情况进行了细致考察。我们的出发点为:问题点1.从各种不同的分裂非宾格性测试法来看,中日两种语言的非宾格性表征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日语学习者能否洞悉这种潜在的非宾格动词与非作格动词的差异呢?问题点2.日语相较于众多欧洲语言而言,由于在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区分上缺乏明显的形态标识,这给中国日语学习者习得相关句法知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而学习者在遭遇这种不利条件时除了句法知识以外能否从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入手借鉴某些线索以帮助自身的学习呢?两个实验分别采用3×5和3×4×2的因素设置,其中“3”皆为学习者日语水平(母语8名、超级11名、高级16名),“5”为句子类型(A句、B句、D句、N句、T句),“4”为动词类型(「-ar-」动词、较典型非宾格动词、不典型类动词、典型非作格动词),“2”为数量词是否游离。通过对两个实验的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OVA),我们得出了以下结果:在使役被动句测试中,超级和高级学习者都观察出了及物动词直接内论元与及物动词外论元的对立,同时也能区分非宾格动词句与非对格动词句在语法性上的差异,这证实了问题点1。同时,实验一的结果也表明,总体来看3个组别在使役被动句上表现相似,但是在同为内论元做使役被动句主语的B句和T句的表现上,高级学习者的表现不如母语者和超级学习者那么理想。在数量词游离句测试中,总体来看超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都没有能够表现出与控制组(日语母语者)相似的倾向。但是,实验结果部分证实了动词本身的语义性质可以左右学习者对数量词游离句的判断。这可以视为,在句法语义接口理论框架下,学习者可以部分借助语义因素对句法上明确二分的两类不及物动词加以区别。这与问题点2是相符的。但是,实验分析阶段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与预测相左的现象。例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实验二中被估计为不合语法的Jb类句型(非作格动词的数量词游离句)并未被全体实验参加者强烈否定,这对实验假说的论证带来了不少问题。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基于本研究的实验结果,笔者将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和实验参加者的人数,对实验设计和变量控制加倍用心,为构建更加系统的习得理论体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