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运用认知转喻的相关理论解读曹禺的中文经典剧作《雷雨》中的指令类言语行为。Austin (1962)和Searle (1969)等提出并不断发展的“言语行为”吸引了许多语言学家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同时,由Searle (1975)提出的“指令行为”也受到了广泛关注。自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以来,指令行为的研究也有半个世纪之久,语言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范围广、数量大的成果。然而,许多语用学理论在解释语用推理上也存在着缺陷,例如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话人进行语用推理时会如此迅捷和毫不费力,也没有探究语用推理的概念本质(张辉、周平,2002)。认知语言学的出现和发展拓展了语言学家在此领域的研究视野。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转喻与隐喻一样,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手段,更是一种认知和推理的过程。曹禺先生的经典名著《雷雨》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它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顶峰(孙海芳,2005)。《雷雨》发表以后的六十多年来,评论研究《雷雨》的文章多达400篇。虽然大量学者对《雷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进行研究的为数并不多,从此观点出发,本文试图在认知转喻这一倍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基础上解读《雷雨》中的指令类言语行为。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本文发现《雷雨》中的指令言语行为结构有:1)核心结构;2)分支结构;3)核心+分支结构。在该文本中最为常用的指令类言语行为结构为核心结构和分支结构。在分支结构中,理据分支最为常用。另外,在核心+分支结构中,最常用的与核心结构相结合的分支是理据分支;在分支结构中,会话人会同时使用多个分支,其中文本中的人物都使用了理据和实现分支的结合。同时,许多影响该戏剧中会话人指令结构选择的社会因素,如社会距离、社会地位、性别等也在本文中进行了探讨。另外,本文的研究也带来几点启示。首先,既然戏剧是文学的一部分,那么对戏剧会话学习和欣赏就会有助于语言学习者学习目的语文化,运用语言学理论解读人物关系有助于母语为非汉语学习者加深对汉语言语行为的认识,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其次,对文本的认知解读可以深化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仅如此,本文也揭示出,转喻推理对会话连贯、面子等语言现象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