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成为国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经济学家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收入分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从微观层面分析收入分配问题时,家庭收入差距也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分析家庭收入差距时,一方面应该对同一代人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应该分析同一家庭不同代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即收入的代际流动性。然而在前人的研究中,比较常见的是利用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尽管利用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方法所进行的分解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收入差距的本身及其变化非常重要,但是它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收入差距之外的原因解释。代际收入流动衡量的是一个人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上一代人的收入决定,一般用代际收入弹性来测度代际收入流动性,即子辈收入对父辈收入的弹性。一个社会的代际收入弹性越大,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小,反映了社会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反之亦反。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是对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静态指标的补充。通过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使得人们对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和认识不仅仅是停留在对结果的静态观察上,而得以从动态的视角来阐释收入分配领域的相关问题。在分析收入分配问题时,一方面要研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特别是需要深入研究代际不平等的变化程度,即父辈所面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子辈的收入不平等。现阶段,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程度有多大?居民代际间的收入是以何种路径得以传递?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什么关系?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有效增加当前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向上的代际收入流动,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上述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认识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增进社会的公正和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测度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居民代际收入传递背后的机制,分析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动态的视角来阐释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寻找增加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解决途径,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全文分为7个部分,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研究内容一：通过测度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得出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从总体上把握现阶段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状况,并对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整体样本、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的测度结果都显示,中国居民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就流动趋势而言,整体样本、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收入分配两端组群的代际流动都较为封闭。第二,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就流动趋势而言,三大地区收入分配两端组群的代际收入流动都较为封闭,但从东到西,表现出高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逐渐增强,低收入组群子辈向上流动的趋势逐渐减弱的特征。第三,与低收入群体相比,高收入群体的子辈收入受父辈收入的影响程度更大。从内部的流动趋势看,对于高收入样本而言,处于收入五分位两端的组群代际收入传递性都较高,但内部流动相对活跃；而对于低收入样本,处于收入五分位底端的组群代际收入的传递性更高,但内部流动不够频繁。研究内容二：基于持久性收入的代际收入传递分解方法,通过线性回归法和分位回归法对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分12条路径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居民代际收入的传递主要是通过社会资本这一路径,其次为教育投资,而影响程度最小的是健康投资。这种传递路径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地区的表现形式。第二,和农村地区相比,社会资本和教育对城镇地区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更大,但是在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传递中健康的贡献率远远高于城镇地区。第三,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最高的是教育水平,其次才是社会资本,而且东部地区中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是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健康的贡献率高于东部地区。第四,和较低收入阶层相比,社会资本对较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远远大于较低收入阶层,这说明社会资本在较高收入阶层的回报率高于较低收入阶层,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出：教育水平对较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大于较高收入阶层。第五,从分位回归的结果来看,和全体样本一样,对处于任何收入分位阶层的人群而言,社会资本都是其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途径,教育其次,健康的贡献率最弱。但是和处在最低收入分位阶层的人群相比,社会资本对较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更大。另外结果也显示出：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对处在收入分位低端的人群的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高于较高收入阶层。第六,和全体样本一样,不管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地区,对处于任何收入分位阶层的子辈而言,社会资本都是其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途径,教育其次,健康的贡献率最弱。社会资本和教育对城镇地区不同收入分位人群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稍高于对农村地区不同收入分位人群的影响。同时健康对农村地区不同收入分位人群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要远远高于城镇地区,这种影响在低收入阶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七,对于不同收入分位阶层的人群而言,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贡献率特征基本上和全体样本的特征一致,贡献率最高的是社会资本,其次为教育,再次为健康水平。然而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对不同收入分位人群代际收入传递贡献率最高的是教育水平,其次才是社会资本。教育水平对东部地区不同收入分位人群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更大。健康水平对西部地区不同收入分位人群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更大,这在低收入群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第八,和全体样本一样,不管是对于较高收入父辈阶层还是较低收入父辈阶层,对处于任何收入分位阶层的子辈而言,社会资本都是其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途径,教育其次,健康的贡献率最弱。和较低收入父辈相比,社会资本对较高收入父辈中不同收入分位人群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更大,这种影响在高收入子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教育对较低收入父辈中不同收入分位子辈人群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更大。回归结果还显示：健康对低收入父辈中不同收入分位人群的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要远远高于高收入父辈,这种影响在低收入子辈阶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内容三：本研究采用指数测算和回归分析探讨了代际收入流动性对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根据“收入流动作为长期收入均衡器的推动(Progressivity)指标”,本文构建了InterP指数以测算不同时期父辈收入不平等是否推动了子辈收入不平等,指数测算显示：相对于父辈,子辈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表现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表明父辈的收入不平等推动了子辈的收入不平等。第二,考虑到InterP指数测算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进一步使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了代际收入弹性与收入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降低了代际收入流动性,而较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要打破收入不平等对机会不平等的负面影响,增加教育投入,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