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为中国文学一大创作主体，士人精神风貌对文学内在品格的建构与提升有重要作用。而中国士人大多兼综文学和史学，许多史学文本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顾此，治中国文学史不仅应研究纯文学文本，还应考察创作主体以及史学文本对文学的影响。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虽非文学文本，但因其以儒学为血脉的精神与中国士人文学基本精神相一致，同时亦因中国士人兼综文史的特性，它在后世士人的千年读解中，自会化入其精神内骨，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从《后汉书》序论赞与中国文学精神方面对其加以研究，目前仍是一个较新的视角。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考察范晔《后汉书》序论赞与中国士人文学基本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后汉书》序论赞作为特殊文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考察范晔及其时代。刘宋是一个文士兴盛的时代。“元嘉三大家”引领文坛，众多文士继踵其后，形成彬彬称盛的局面。范晔生逢其时，又完全具备作文士的才学与性情，却有志于史，并明确表示“常耻作文士”。从范晔的这一态度反观当时文坛，可看出刘宋乃至整个南朝虽在文学技巧上取得长足发展，却有着缺乏士人风骨、缺乏儒学大义的弊病，同时亦可看出范晔的人生志业所在。 第二章考察《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的优良传统，但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气骨作了历史性发阐，对后世士人精神内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第三章考察《后汉书》序论赞以儒学为血脉的主题及其与《史记》、《汉书》论赞之比较。《后汉书》序论赞以儒学为其精神血脉：范晔认为东汉一朝盛衰与儒学兴替息息相关；他大力褒扬陈蕃等儒之士大夫，认为他们是东汉后期的中流砥柱；范晔还发展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认为东汉兴国及能延祀两百年皆在于能得民心之助。相较而言，由于司马迁、班固二人所处时代及自身的原因，《史记》、《汉书》的论赞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亦兼及道家思想。 第四章考察《后汉书》序论赞与中国士人文学精神。中国士人自汉武后以儒士为主，以儒学为立身处世之本，故中国士人文学的基本精神便是以儒学为血脉。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虽非文学文本，但因其以儒学为血脉的精神与中国士人文学基本精神相一致，自会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一方面，南朝文学缺乏儒学大义，中国士人文学以儒学为血脉的精神在此期没能得到继承；而《后汉书》序论赞以非文学的形式填补了南朝文学此一精神缺失，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当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后汉书》序论赞彰扬东汉士林风骨，对后世士人精神有很大溉养之功。当他们发而为诗文，此种影响便渗透入其文学作品之中，提升了中国文学的内在品格。此外，《后汉书》序论赞本身的语辞之美亦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尤其是骈文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