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和人口爆炸式增长,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发展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的脱节等,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兼顾“绿色”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平衡路径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依据现有研究,制度质量和创新驱动是突破增长约束,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因此,在制度质量和创新驱动的视角下,探析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带一路”倡议（BRI）以和平发展为旗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为考察制度质量与创新作用提供了天然的样本。因此,本文利用“一带一路”倡议（BRI）给沿线经济体所带来的制度质量与创新作用,对“一带一路”（BRI）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在社会（HDI）、经济（经济复杂性）和环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理解“一带一路”（BRI）倡议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伦理。其研究主要通过经济的复杂性,人类发展,制度质量的作用,以及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本论文的四个研究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旨在通过研究分析,认可“一带一路”（BRI）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以及不是以牺牲环境可持续性为代价来追求经济的发展。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BRI）沿线相关国家应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应对方案,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论文的第3-6章中逐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一致于理论假设。这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复杂性问题和制度质量与创新等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实践证据,为沿线各国政府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本文研究的总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经济体经济的复杂性（EC）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的环境方面,以及本文的研究动机和目标进行了介绍。该部分还就所拟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缺陷、以及本论文如何试图丰富以往实证文献的不足之处作了分析。并就论文的结构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说明。第二章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理论文献作了系统的归纳和综述。第三章提出了经济复杂性的概念。该概念是在考虑国家人口、贸易能力以及贸易生产强度的情况下提出的。本研究旨在探究制度质量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复杂性和生态退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使用了47个BRI国家1996年至2016年的数据。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我们采用了新颖的矩量回归法（MMQR）技术。这种方法对离群值有很强的吸引力,并在变量之间提供非线性关联。经验基础表明,经济的复杂性加剧了环境的退化。然而,外国直接投资被认为是对环境的一种潜在威胁,并证明了污染光环假说的合理性。同时,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也得到了证明,其对缓解环境退化的重要性也得以揭示。通过满足经济复杂性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本模型的理论贡献得到了认可。通过使用FEOLS、FMOLS和DOLS三大替代方法,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这项研究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了解BRI倡议沿线国家的贸易能力、现代技术投资和制度质量。第四章研究了1996年至2016年经济复杂性对BRI生态质量的影响,并验证了经济复杂性和创新对碳足迹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分析了创新的调节作用以及创新对本土环境质量的影响。在先后采用动态普通最小二乘法、完全修正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法后,认为经济复杂性阻碍了生态质量提升,而创新对环境足迹能够产生积极作用。此外,金融发展使环境质量的强度增加,而可再生能源则使环境质量的强度下降。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创新的调节功能可以显著的起到减缓环境恶化的作用。此外,MMQR回归结果也被证明了所有自变量在全部数量级（第10、20、30、40、50、60、70、80、90）的有效性。研究表明,BRI国家应该集中精力进行技术创新,并支持可再生能源,以缓解环境恶化。第五章主要采用面板框架探究1996年至2016年期间46个BRI沿线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清洁能源消费、城市化和消费价格指数与环境退化（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复杂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中,人类发展指数和可再生能源与二氧化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城市化和消费价格指数会加剧环境污染。本研究对亚洲和欧洲经济体中的BRI国家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人类发展指数低的国家由于其不发达的恶性循环而表现不佳。另一方面,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可以利用他们已有的资源来生产可再生能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欧洲经济体在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系统之间呈现出更大程度的负关联。为此,我们认为改善人类发展指数是BRI国家保护环境的最佳政策。这项研究将为学者和决策者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上提供借鉴。第六章以1996年至2016年46个BRI沿线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国家治理、人类发展、服务部门以及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了Juodis et al.（2021）提出的一种创新的面板格兰杰技术,借助这种方法来研究异质或同质面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本章研究探讨了几个异质区域的因果效应,并进一步将样本分为BRI亚洲国家和BRI欧洲国家。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分组的制度质量、人类发展、服务业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此外,研究变量的估计也与生态足迹有关。这些影响在各小组之间存在异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国家治理、人类发展和服务部门非但没有污染环境,反而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退化。然而,高收入经济体对生态系统发挥了它们更公平的作用。结论是,公正的制度质量、高效的人类发展和主导的服务业导致了环境的丰富性。我们的研究结果建议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要强调治理和人类福利,以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这项研究将帮助政策制定者确保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最后,第七章包含了本研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