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法学家都认为萨维尼通过历史和哲学的方法革新了法学,开创了近现代法律科学。这意味着一方面,萨维尼通过其方法颠覆了先验的理性自然法传统与法学的纯粹的实践技艺性,使法学迈向独立实证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萨维尼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其之后的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乃至20世纪以来的法学。萨维尼的历史和哲学方法并不是指当代法律适用意义上的法学方法论,而是指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的法学研究方法。其提出研究方法的理论背景包括了康德法哲学对理性自然法传统的批判,法学历史主义的兴起和以法学实证化、科学化为目标的“法学更新”。在此基础上,萨维尼主要融合了历史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法理念,吸收并发展了康德法哲学中的法律科学观,提出了互相结合的历史和哲学（体系）的方法。萨维尼的历史方法具有双重意涵,其一是解释并系统研究法律史素材,其二是将法律史视为法理念史,进而从中发现生机勃勃的法律制度。历史方法使得客观唯心主义的“直观”作为一种认识法律的方式成为可能。体系方法则借助历史方法形成的直观,勾连起有机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和非有机的法律规则。有机的动态法律体系和非有机的法教义学体系进而形成,二者通过直观和法律制度实现互相的连接和转化。通过历史和体系方法的统一,萨维尼构想出融合形式逻辑和直观两种认识思考法律方式的“有机的法教义学”,进而形成了一种规范性和实践性兼具的独立实证的法律科学观。但一方面,萨维尼法学研究方法的关键不足在于未能具体阐述如何基于“法律史”系统且可行地呈现“直观”这种非形式逻辑的认识法律的方式。另一方面,在法学刚刚摆脱纯粹的实践技艺性以及先验依附性的时代,萨维尼法学研究方法所形成的法律科学观在彼时无疑是超前的“异数”。由此,也造成了对萨维尼的诸多批判和误解,集中可以概括为反历史主义和隐蔽的自然法。出于对延绵数百年的“法律公理体系之梦”的优先追求,潘德克顿法学并未贯彻萨维尼超前的法律科学观,而是仅将其体系方法发展至极致,造就了彻底形式主义的法教义学体系。其间历经了普赫塔的“概念的谱系”方法以及早期耶林的“自然历史”方法等。由此,形式体系的法律科学取代了萨维尼,支配着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法学。与此同时,反对纯粹形式体系方法的日耳曼法学派则因循萨维尼的历史方法,不断放大其中的社会学因素,主张法律与社会现实的直接联系,如贝泽勒的“民众法”。这种直接以社会现实为考量的认识法律方式取代了直观,进而构成了自由法运动的萌芽。此外,在社会学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后期耶林明确以社会利益衡量取代了形式逻辑,形成了目的法学,开启了20世纪初自由法运动的大门。由此,非形式体系的法律科学观在19世纪后期兴起,不断冲击法学的独立性与规范性。面对法学的科学性在不同方法的争执中被逐渐消解,20世纪以来的法学家似乎才认识到萨维尼的先知先觉,采用与其方法类似的进路与理念,重拾其法律科学观,如拉伦茨的评价法学、黑克的利益法学与卢曼的“自创生系统”理论。而当下中国法学研究或许能从其中获得的借鉴和启示是,在坚持法学的独立性和规范性的前提下,摒弃单一视角和范式之争,追求萨维尼的方法所塑造的法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