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研究出现了很多争论,但基本都不否认农业资本化是客观趋势与普遍现象。那农业资本化的机制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重点探讨了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性的农业对资本化的阻碍作用是如何被克服的。本文采取“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核心机制是“结构—行动”以多样化的途径共同推动了农业资本化,即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的农业会对资本化形成阻碍,但这种阻碍是可以通过多种组合的方式被克服,而不同的组合方式会产生不一样的克服效果。农场主作为行动的一方,主要作用于农业的自然属性。与既有研究主要揭示外部资本下乡带动农业资本化不同,笔者通过观察松江家庭农场的经验可知限制外部资本下乡和限定为家庭经营依旧可以通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条路径实现资本化,而农场主的社会经历造就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影响采取何种途径的重要因素。制度作为结构的一方,通过政府部门这一中介主要作用于农业的社会属性。设置不平衡性和执行灵活性的制度与社会经历差异明显的农场主发生结合时,制度盲区就会凸显出来,为进行延长产业链、三产化或非粮化生产提供了可能性,这会快速地获得高利润率回报,但制度本身具有变动的可能性。对于土地要素,地方政府通过强化土地公有背后的国家占有权来推进规模化,相比于土地私有化,更有利于农业的资本化。但追求成规模的资本化导致了通过农业获得相对较高收入就业机会的稀缺性,这种稀缺性会与追求公平性的农村集体成员权这一核心的农业社会属性发生张力,进而产生高昂的制度成本,而成本的承担能力与该地政府所处区位有关系,通过此机制在一定程度回应了为什么很多内地政府推行的规模化资本下乡会失败。市场作为一种区位因素,是相对缺位的,迂回地对结构与行动产生影响,在微观层面放大了不同行动者采取不同资本化路径的结果差异,也在宏观层面保障了全区规模化的可持续性。可以说,无论是农场主还是政府,从不同的方向去克服农业的自然和社会二重性带来的阻碍,共同推动了农业资本化。除了市场这一区位因素外,改革启动的时间也是造就松江模式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即在农业从负收益向正收益转变的时间点适时开启规模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松江模式推广的困难性。综上因素,导致松江的农业资本化呈现出:成本高、规模大、路径差异明显等特征。最后,家庭并不一定是与企业异质的经营主体,而完全可以通过自我逻辑的调整而积极地参与到资本化的进程中,利用农业的二重特殊性可能比企业具备更好的竞争力。总之,都市郊区具备更全面的制度与市场优势,有助于克服农业资本化过程中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