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和国家政策环境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必然会给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就河南城市回族聚居区而言,目前回族聚居区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出落后的态势,虽然经济总量略有上升,但相比于汉族区而言,其上升速度与上升幅度都十分有限,对河南省整体经济增长形势和发展后劲产生了一定的滞后作用。如何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实现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既是促进城市整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城市少数民族收入水平,实现城市各民族团结、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郑州管城回族区为例,集中探讨了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问题。城市回族区是指在城市行政区划中专门为回族聚居较多的地区而设立的城市行政区,目前我国共有四大城市回族区,其中有三个分布在河南省境内。城市回族区是城市回族聚居区的一部分,既有城市回族聚居区发展的一般性特征,也有自身发展的特点。本文力求从城市回族区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质出发,基于城市发展转型与其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总结和归纳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分析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转型的方向和困难,并对未来的发展出路提出系统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论文第一章,厘清回族自治区、回族自治地方、回族聚居区、回族区等相似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要介绍城市经济发展理论、城市民族关系理论、城市经济与民族文化共生理论等,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转型发展与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两者的关联性、前者带动后者同步发展,以及后者影响前者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转型发展与其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探讨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路径提供一般性理论支撑。第三部分是论文第二章,选择郑州管城回族区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河南城市回族区形成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从空间形态、社会关系结构和经济形态等三个维度,总结、归纳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从形成特点、内在结构上揭示河南城市回族区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殊本质。第四部分是论文第三章,运用实证调查资料,系统分析了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基础,重点论证"一带一路"战略、中原经济区战略、河南自贸区建设、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建设等,给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及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区域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与非回族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民族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空间形态民族特色趋于弱化,区域经济传统治理机制受到冲击等。第五部分是论文第四章,基于河南城市回族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现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并论证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即:从半城半农的城区逐步转向现代城市;实现产业转型,即调整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业的整体质量;重视传统特色民族产业的发展,实现民族特色产业与其他产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转型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认为劳动者素质技能较低是全面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相应机制缺位是经济转型的系统障碍;社会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增加经济转型难度;政府公共服务不适应经济转型需求。第六部分是论文第五章,针对河南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方向和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思考。首先,要明确经济转型的总体原则: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明确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合理安排产业的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依托文化底蕴,发挥民族特色;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培养和吸引民族文化产业人才;第三,明确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整合企业资源,合理安排产业的空间布局,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推进产业转型的体制机制创新;第五,明确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定位;第六,以多元文化推动经济转型。本文的创新点:一是,与以往学者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多偏重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不同,本文以郑州管城回族区为例,对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转型发展问题进行的探讨,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研究视野,为我国城市民族聚居区,尤其是中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从自身特殊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出发,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二是,从城市发展转型与民族经济的共生性与异质性两个方面,从理论上阐述了城市转型发展与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三是,从城市回族区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质出发,结合实证调查资料,研究了转型期河南城市回族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转型方向和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由于资料搜集困难,本文对转型期回族民众的利益和意识的研究不足,使得对经济转型的方向更多地只能参照汉族区已有成果进行演绎;二是,由于研究选题具有跨学科性质,成果积累较少,比较成形的、有普遍认可的只有民族区制度性问题研究,而其他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使得本文在理论构建与阐述上较为单薄,理论深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