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探索兼并收购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在决定机制的。相反绝大多数集中在反映财务绩效与人力资源变迁的兼并收购的事件结果上，因而容易导致某种程度的认知缺陷，即强调目标公司的同时，忽略针对出价公司的分析。随着行为主义范式的兴起，更多研究将兼并收购视为决策过程，但是因为涉及主观心理过程，缺乏定量分析的客观基础，仅能囿于问卷调查、场景分析以及实地调研等定性研究。既然本文旨在探索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因素在兼并收购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必然涉及行为研究，同时又要兼顾通则解释，因此较为理想的模式就是采用定量方法实施行为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忽略动态决策的实际过程，改用并购规模作为表征决策互动的代理变量。本文针对沪深股市2004年开展兼并收购的370家上市公司，通过定量分析与实证检验，集中探讨治理因素对并购规模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并购规模呈U型关系，高管平均年龄与高管报酬会对并购规模产生正向激励，而非流通股比例、董事报酬与高管持股比例会对并购规模产生负向约束。然而大量证据表明，董事特征对并购规模的影响不像预期的那样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