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柳永的词，宋代以降的评价可谓夥矣，形成了丰富的词学批评资料。透过这些纷繁的词学批评话语，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带有普遍性的诠释方法。历代柳永词的诠释方法大体可归结为三种类型：本事法、合论法和类比法。“本事”用之于词，最早可见于宋人杨绘所著的《本事曲》，是书遴选作家相当严苛，非“文章巨公”、“帝王将相”，绝不阑入，可视为此方面的开山之作。嗣后出现的杨浞《古今词话》，虽然记录了柳永词的四则本事，其文献价值弥足珍贵，却失于轻浮、猎奇。“合论”这种诠释方法情况较为复杂。本文通过“张(先)柳”、“康(与之)柳”、“周(邦彦)柳”合论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张柳”齐名的原因之一在于宋初词坛对“警策”之句的一种美学追求，而苏门弟子晁补之所谓的“张优柳劣”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词派斗争的微妙结果；第二，“康柳”合论在南宋词学批评中比较常见，二者的人生际遇很相似，如都写过大量的应制词，都曾投献小词、干谒权贵，故而均被视为“无行文人”，体现了合论诠释方法中的道德因素评价；第三，“周柳”合论是清代词学批评中的独特景观，尤其是在常州词派崛起词坛后，成为其理论建构的“利器”，“尊柳”是为了“扬周”。“类比”本来是一种按“感觉经验上的相似”来推断、比附事物间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诠释方式，在历代柳永词的诠释话语中也较为普遍。如把《戚氏》比作《离骚》，将柳永比作“词家自居易”、“词中杜甫”等。“类比”虽然形象具体，可感可知，但我们也应该止视这种诠释方法的不足：不同的人对词评家所采用的“类比”的理解往往也不同，甚至会产生歧义。比如王灼对《戚氏》的误读，王国维对柳永被评为“词中杜甫”的讥诮等。　　 通过对以上三种诠释方法的论析，试图将柳词的批评话语还原到历时语境中，去考察其词学批评史意义，从而揭示出这些批评话语的真正旨归，澄清后人某种程度的“误读”，以期对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