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目的论的角度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探讨,选取孙致礼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作为个案分析。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翻译既要求充满异国情调的原文意义艺术的再现,又要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的对等,忠实和叛逆构成文学翻译的一对矛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重心逐步从对“忠实/对等”原则的遵循转移到了对翻译中主体因素的研究。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意识到,对传统的“忠实/对等”翻译原则予以重新阐释势在必行。在新的阐释中,学者们把文学翻译看作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创造性和叛逆性是该过程中的两个显著特征,并进而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创造性叛逆是翻译主体性的体现,它赋予了原作在目的语文化里的第二次生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加以审视,可以得出,翻译活动的实质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与此同时,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他们的创造性叛逆对于文学翻译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力求用目的论规则来研究创造性叛逆,即审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采取的主观策略及其选取的原因,为创造性叛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作者重新审视了创造性叛逆,并提出了自己对于创造性叛逆的见解,创造性叛逆可以定义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通过积极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在文字、结构、内容及美学效果等层面进行阐释和建构而导致的创造性翻译行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增译、减译、释义。总之,不同语言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一种文化里的许多东西无法完全移植到另一种文化里,传统翻译理论中实现忠实的方法难以实现传达意义的目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译者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应创造性地把原语文本的深层含义充分表达出来,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包括增译、减译、释义等。因此,创造性叛逆,从本质上是忠实于原作者和读者的。当今世界,多种文化共存是大势所趋,在忠实地再现原语文本的意义和将源语文化的新奇之处传达给目标语读者方面,创造性叛逆是一个重要途径,从而促进人类文化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