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空间的批判性语境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空间”(space)成为学者们叙事当代社会的主要方式,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流动(mobility)和权力分层使得旅游背景下的空间充满权力博弈。鼓浪屿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博弈”“冲突”“中心与边缘”“强权与弱化”等问题,其旅游空间生产及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值得探讨。本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出发,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首先,根据文化和资本注入程度,将鼓浪屿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生产演变模式分为“熟人社会”模式、“半熟人社会”模式、“陌生人社会”模式和“后熟人社会”模式,并从“空间特征”和“空间形态”上还原了鼓浪屿的原生空间;其次,根据旅游背景下目的地的符号建构,将鼓浪屿的建构空间形态分为“资本化的物质空间”“杂糅的社会空间”“混合的文化空间”;再次,根据AHP法对游客和原住民的旅游空间生产权能意愿倾向进行对比测量和评价,认为原住民在旅游空间生产系统中属于弱权力群体且参与性不高;最后,根据对旅游空间生产系统的生产和消费主体分析,提出鼓浪屿空间生产模式优化策略。研究表明,(1)旅游开发背景下,鼓浪屿的物质空间变化表现为原住民的生活、生计空间为旅游景观让渡,原住民面临典型的“形在场域却神不在场”的困境;社会空间表现为流动性增强,外来人口的进驻导致当地社会人口结构改变,公共空间几乎成为实践旅游活动的舞台,原住民被“客体化”;精神空间成为接受“他者”审视的实践景观,原住民失去生活的“后场”。(2)原住民对社会层次、社区关系、旅游资源、旅游权力等维度处于“弱体验”状态,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剥夺感,尤其在资源占有和社会等级方面被边缘化,权能享有不充分。(3)鼓浪屿多元主体权力失衡的实践本质是原住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从事与旅游相关商业活动的权能弱化以及强权力群体对旅游空间资源的挤占。因此,重构旅游空间生产的机制体系,建立权能参与和分享的协调机制,提升原住民权能参与能力是调节权力失衡状态的主要措施。并进一步思考,文化是目的地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力,文化活态化的基础是原住民和它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只有强、弱权力者对空间的利用达到一种分享状态,旅游的空间正义才能存在,旅游地才能实现真正的“去殖民化”,原住民也才能在实践上和空间上保留生活的“后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