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中,资本显著不足都被认为是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一种重要理由。不管是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以资本显著不足为由适用法人格否认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第一,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关于资本显著不足的规定的立场和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标准、推理逻辑也非常混乱;第二,国内法院以往通常将注册资本低于法定最低限额作为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标准,但2013年我国《公司法》删除法定最低资本限额后,如何准确认定资本显著不足、如何认识资本显著不足在法人格否认制度中的性质,并跟随立法理念的变化转变司法裁判理念和推理逻辑,成为实践中的难题。本文认为,首先,涉资本显著不足案件中法院裁判乱象和难题的根源在于法官的裁判理念差异。正是法官裁判时“基于行为裁判”(即立足于导致资本显著不足的股东权利滥用行为)和“基于结果裁判”(即立足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实然结果)对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进行判断的两种不同裁判理念,影响了裁判推理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其次,“基于行为裁判”的理念值得采纳。法人格否认适用的正当性在于股东权利滥用,资本显著不足对法人格否认的适用应回归这一本源,即在涉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案件中,法院应立足于股东权利滥用行为而非公司资本数量多寡判断是否适用法人格否认。应准确理解把握资本显著不足与导致资本显著不足的股东权利滥用行为间的关系,二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资本显著不足只是股东权利滥用行为导致的现象,股东的滥用行为才是适用法人格否认适用的本质。对公司资本充足与否的判断是困难且没有必要的。再次,在涉资本显著不足案件中,股东的何种行为会构成权利滥用行为?本文认为应区分事实意义与法律意义上的滥用。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一般不构成滥用,而公司与股东间的不当财产分配行为、股东损害公司对外交易信用基础的行为则构成滥用。最后,对法人格否认制度仍应坚持慎用原则,并优先通过公司法、合同法中的替代制度解决涉资本显著不足案件中债权人保护的问题,避免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过度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