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变问题,一直为经济学界所关注,经济学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然而我们对这些研究整理分析后发现,现有对于企业治理结构演变的研究大多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采用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对各种企业治理模式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企业治理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现有的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太高,致使潜在的经济利润或者利润机会得不到实现。而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成本范式成立的前提,就是企业家能够明确知道各种行为将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或者说企业家已经知道哪种企业采用哪种治理结构交易成本是最小的,企业收益是最大的。这种假设对于现实中的企业家来说不真实的,因为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可能准确知道未来的一种企业家活动所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数值,毕竟企业家是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其次,企业家是具有“主观判断能力”的人,而不是简单执行“古典式最大化”行为的主体,企业家在采取任何企业家行为之前都会有起码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必然影响到企业家的行为选择。企业家是社会性的人,这就注定企业家“主观判断”不仅受到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数字上的影响,还要受到社会人文理念的影响。本文正是以企业家“预期”为出发点,对企业治理模式演变的过程进行剖析。本文对浙江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的现状进行解析,众所周知,浙江民营企业起步于家族式企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浙江民营企业的治理模式呈多元化发展,但浙江民营企业的治理模式仍以家族式管理方式为主。我们进一步提出文章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浙江民营企业大多采用家族制模式,又是什么原因引起浙江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演变?对此我们经过进一步研究分析认为企业家的心理成本,即企业家“预期”的“机会成本”决定着企业治理模式的变迁。我们认为企业家是社会性的人,并且能够进行“主观判断”,那么企业家在面对企业治理模式转变时,必然要进行“心理评估”,去“判断”、“预期”进行企业治理模式转变所需支付的“成本”,这种成本就是企业家的心理成本。这里的企业家心理成本不是新制度学派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一个事后才能知道的真实的成本。企业家心理成本只是企业在采取行动之前“主观臆断”的成本,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会计成本,另外一种就是社会人文成本,即企业治理模式转型给企业家带来的社会人文方面的损失：如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力、家族荣誉、“子承父业”的观念等等。企业家个体之间的差异使得企业“主观臆断”的“心理成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企业家在不同的时期,在面临企业治理模式转变时,“心理成本”也会发生变化。本文分析了业主治理模式(即家族治理模式)到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三个转型期。我们认为从家族治理模式向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转变中,其核心就是企业家及其家族对企业控制力的降低，深受“家族理念”、“子承父业”观念影响的企业家必然对此有较强的“主观反应”,也就体现在企业家的心理成本上来。在每个转型期内,也就是企业家及其家族对企业控制力受到不同程度挑战时,企业家心理成本因个体不同出现较大的差异,在转型期内,一些企业家心理成本无限放大时,企业家就会拒绝企业治理模式转变,另外一些企业家的心理成本表现的相对较小,就会接受企业治理模式的转变。为进一步论证本文的观点,为获取第一手资料,本文作者调研了浙江省乐清市家电子行业的民营企业,发放100多张调查表,大多数企业对本次个人调查不感兴趣,实际只回收25份调查数据,样本数量较少是本课题的遗憾之所在。文章运用spss软件对本次调查数据进行spss的对应分析,验证了企业家心理成本与企业治理模式相关性的问题,本文观点得到初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