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楚辞集注》以其破迂滞、阐义理、正音韵、明训诂之事被认为是用力至勤、体味至厚的作品,代表了宋元楚辞学的最高成就。本文的主要着眼点是《楚辞集注》的成书和它在政治、理学和文学方面思想意义的阐述。《楚辞集注》成书的具体时间不可考,但是我们可以从《楚辞集注》撰述的政治和思想背景,考察朱熹在《楚辞》的注释过程中为了重建儒家精神价值体系所作出的努力。朱熹对屈赋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发屈原“忠君爱国”之心,对屈原的人格形象进行了重新铸造。本文从朱熹对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发掘和对扬雄“反讪前哲”的批判正反两方面,探讨朱熹对屈原的极力辩护和对扬雄大加鞭挞背后回应反道学的诬陷、自明忠贞的政治寄托。朱熹《楚辞集注》最显著地特点就是其阐发义理、明申忠君之旨。本文从朱熹所在庆元党禁时期政治和思想双重背景下,考察他“增夫三纲五常之重”的撰书动机,并在这个动机下理解朱熹对《楚辞集注》中《天问》进行的理学阐释。朱熹虽然是一个理学家,但他也是一个有着较高文学素养和自己文学理论的文学家,他的“文道一体”的文道观在《楚辞集注》中得到了种种的体现,同时朱熹对《楚辞》中强烈的情感共鸣和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也让我们在《楚辞集注》中看到一真实、鲜活的朱子形象。结语主要总结朱熹《楚辞集注》思想研究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楚辞学研究的影响,并指出朱熹《楚辞集注》中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