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反映了现代法制国家国家（地区）对司法公正和民主的追求,是刑事法律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辩护制度的发展程度,能够极大地反映司法制度的公正、民主和科学水平。会见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实现控辩平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是辩护制度的基础。随着法治的不断推进,我国对于会见权也越来越重视,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奠定了“三证”会见的基本现状,但会见权在理论和实务中仍然存在着较多问题。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的形式,以笔者亲历的会见实务中经历的思考的问题为基础,整理出目前会见中的主体问题,并尝试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全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会见权的基本概述。对我国的会见制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刑事诉讼法》中的权利救济规定进行简单介绍,并分析我国的会见权发展趋势。2012年《刑事诉讼法》出台后,“三证”会见逐步成为主流,但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救济途径的缺失,给实务中对会见权的侵犯留下了制度上的隐患。同时,从人身权利和诉讼程序两个角度阐述完善会见权制度的意义,以表明完善会见权制度的价值和必要性。第二章主要是介绍我国当下会见权存在的制度和实务困境。这些问题的发现一部分来源于对全国律师协会网站上公布的律师维权通报案例进行总结和分析,发现传统“会见难”问题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另一部分是笔者通过实地会见发现的一部分实务中存在问题,由看守所能否为在押人员转达律师会见需求引出会见权的主体是否应该包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此外还有会见排队时间过长、看守所硬件设施较差难以满足日常会见需求、部分看守所对律师会见手续有格式要求等问题。第三章通过介绍部分域外国家及香港、台湾的会见制度与我国的会见制度进行对比,以试图在制度上为解决我国会见权的困境提供思路。总的来看,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明确保障律师以及当事人的会见权,并且对侵犯会见权的后果和救济途径有着明确的规定。美国通过判例确定的“米兰达规则”保障当事人的“沉默权”。当事人可以主动要求会见,如其要求会见则警方必须为其通知律师,且警方讯问当事人时律师有权在场。违反“米兰达规则”取得的口供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与美国类似,英国也保障犯罪嫌疑人对律师咨询权的知悉,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充分保障当事人与律师的会见权利。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与英美法系国家（地区）相比,对会见权的限制相对较多,在如何平衡权利与制约的关系方面,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日本也存在限制会见权的“会见指定”措施,日本针对侦查机关滥用“会见指定”侵犯会见权专门制定了相应的程序定裁定,并通过大量判断侦查机关违法遏制了侵犯会见权的趋势。此外,国内部分看守所为解决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措施,例如开展周末会见、利用网络进行视频会见等,值得琢磨和推广。第四章将在上文的基础上,尝试对我国的会见权完善提出可行性方案,主要从立法制度和为解决接待能力问题的具体措施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立法制度将从分别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判机关、监管机关、侦查机关、辩护律师的角度进行分析。具体措施则主要从时间、空间、网络利用等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