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新民歌运动能够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固然有文学发展的需要以及作为领袖的毛泽东的个人推动,但新民歌超越其他文学体裁与形式,成为国家主流文化内容,同时与民歌一直以来具有的政治功能以及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歌动员参军、团结人民、鼓舞抗战的历史经验有关。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新民歌再次走上历史舞台,承担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塑造认同、动员民众的任务,推动新政治文化的传播,发挥政治社会化的功效。在新民歌运动中,党和国家依靠自身的权力、健全的宣传组织架构,建立了遍布全国、深入乡村的宣传网,把展开新民歌运动的任务传达到全国各地;报刊、广播作为载体加速、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实现;文艺工作者团体的主要领军人物发挥带头作用,影响了更多知识分子对这一运动的态度与行动。人民群众通过对诗人模范的模仿、学习小组的讨论、以及各式各样的诗歌创作活动,参与到新民歌运动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主动性。新民歌运动中权力机关、大众传媒、文人职业群体等主体机构发挥了政治教育功能,培养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成为认同党和国家合法性的坚固群众基础;这一运动中的政治思想宣传推动了人民群众接受了打破常规、敢想敢做、积极热情等大跃进所需的思想意识,如表现为对个人力量无限夸大、对传统权威人物的戏谑、超越,以及赋予劳动中的自由恋爱以合法地位等,这些诗歌是对阻碍大跃进展开的传统思维的对抗。此外,这一过程一定程度增强了人们对领袖权威的认同,有利于促进了对党的政策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民群众热情参与进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建设中。本文同时对新民歌运动的政治社会化效果进行反思:新民歌运动通过民歌作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介入塑造出了同质化的工农兵群体,个人特点与政治人格被忽视;新民歌运动中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依然未有提升;党和国家在这一运动中所描述、宣传的理想与现实有明显落差,人民群众的价值期待受挫,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政治信任的折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