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意义研究大多关注字面意义和字面指称，隐喻研究是对传统意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和扩展。在唐纳德·戴维森之前，替代的隐喻观、比较的隐喻观以及马克斯·布莱克的互动的隐喻观是意义理论研究中三种较具代表性的隐喻观。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设定或承认隐喻句具有有别于其字面意义的隐喻意义，继而又进一步认为隐喻句存在着相应于隐喻意义的隐喻真理。戴维森则否认隐喻所具有的功能与一种有别于字面意义的隐喻意义相关联，而认为隐喻的意义无非就是其所涉及的那些语词的意义（按照对这些语词的最严格的字面上的解释）。凡是通过隐喻意义可以解释的问题都可以而且必须通过求助于隐喻的字面意义来解释。
　　戴维森批评那些求助于隐喻意义的传统理论家将隐喻意义实体化、内涵化了，而这将导致一系列理论困难;他转而采用外延主义路线，通过吸收和修改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的真理论从而发展出真值条件理论来处理意义问题。传统理论家们还几乎一致认为隐喻句承载着隐喻的作者想要传达的某种认识内容，而隐喻的解释者如果要恰当地理解隐喻，就必须去把握这些认识内容。戴维森尖锐地指出这种努力的目标所导致奇怪的悖论，即一方面他们认为隐喻包含着用平实的话语所无法精确传达的认识内容;另一方面，他们求助于用平实的话语来传达隐喻的认识内容，以便说明隐喻的神奇功能。
　　戴维森指出导致这种悖论的根源在于传统的隐喻意义论者普遍地把隐喻所促使人们去注意的那些暗示性的内容理解成“认识内容”本身。他们混淆了“意义”和“使用”的重要区分。“意义”关心的是“语词意谓什么”，或者说语言如何工作，属于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使用”则关心“我们用语词来做什么”，或者说语言被用于做什么，属于语用学为主的其他领域的研究对象。而且意义和使用的区别，关系到人们对语言和世界的看法。前者涉及学习关于语言的某件事情，而后者则是在学习关于世界的某件事情。因此，可以描述语言如何使用，而在描述的同时并不必非要考虑这种语言是如何工作的。在此意义上，戴维森倾向于认为，把隐喻问题从语义学领域清除出去或许是解放隐喻研究的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