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十教授联名抵制曲阜基督教堂的建设。于是，关于曲阜教堂该建与否的问题，一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舆论风波。这可称作曲阜建堂事件。那么曲阜建堂事件作为近年来广有影响力的社会公共事件，它充分暴露和体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在不断进深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与本土文化自觉相互激荡的情势中，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一种信仰关系之间的纠结，即如何安顿中国本土信仰及对待外来信仰的问题。鉴于该事件所揭示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该事件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的现实，一种基于实地调研基础之上的针对该事件的全面阐释与解读就变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本篇文章以近年来宗教社会学界广为流行的宗教生态理论与宗教市场理论为理论分析工具，希图在实地调查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之上，对曲阜建堂事件的原委及其所反映的种种问题作通体的梳理和考量。而且，借助这样的梳理和考量，文章进而尝试在宗教生态与宗教市场之间，为建堂问题的最终解决找寻到一条切宜的道路。文章的正文分为以下三大部分展开:　　文章在第一部分试图对曲阜建堂事件的整个原委进程做一种基于实际情况之上的还原和梳理。在这种还原和梳理之下，文章认为，就曲阜建堂的本意来说，它仅是为了满足信众宗教生活的需求。因而，它便无所谓对儒学或者儒教的侵犯问题。但是，基于曲阜文化地位的特殊性，曲阜教堂的建设从一开始便被附加上了超越其建堂本意的“象征意义”，而这恰好构成了曲阜建堂事件的症结所在。因为既然在一种“全球视野”下，曲阜教堂的意义可以被解释成“多元与开放”，那么在“本土情怀”的刺激下，它便也完全有可能会被解读成一种“文化上侵略”。而这两种解读之间的张力在尼山论坛这个机遇之下，经由十学者《意见书》的挖掘以及紧随而来的媒体的炒作而被充分地彰显了出来。而此种张力彰显的结果，便是一方面在媒体及学界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争论风潮;而另一方面，也使得曲阜教堂的建设因为过多的非议之声及舆论关注而遭到搁浅。　　该部分的核心内容便在于引出建堂事件的症结点，即不同势力基于不同视角对于其“象征意义”的不同附加及迥异解读。而这中张力所着重凸显的是一种“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之间的分野。　　文章在第二部分试图阐明该事件所集中展现的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两大问题，即“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的激荡”以及“政教关系之间的症结”。文章指出，在全球化遭遇本土文化自觉的当下，一种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之间的激荡在所难免。而曲阜建堂事件便集中暴露了这种激荡所可能诱发的社会问题。而该事件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现实，又集中揭示了当下中国政教之间那种“统战格局”在应对宗教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不足。文章到此，便展开了对宗教生态以及宗教市场这两种理论的介绍和引入，并在此基础上，各自依据宗教生态以及宗教市场理论对曲阜建堂事件展开了一定的解析。并认为，在“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的分野中，宗教生态理论和宗教市场理论各站一边，恰好可以从不同角度给我们以启发。　　该章的核心点就在于通过对建堂事件所反映问题的揭示，从而引入宗教生态以及宗教市场这两种可为我们分析这些问题的理论工具，并最终在一种对比阐释中，指明这两种理论在对该事件的解读上能给我们的有益启发。　　文章在第三部分回应了上述建堂事件所反映的两大问题，并指出只有在“安顿本土情怀、兼顾全球视野”并“厘清政教关系、诉诸法制规范”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进而，文章试图勾勒一种宗教和谐的可能向度，并指出，只有在一种信众对于宗教信仰的自知自觉以及有序实践中，才可能最终实现宗教和谐的局面。而紧接着，文章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堂问题可能得到解决的一种设想与方式。　　该章的核心点就在于试图在回应、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的同时，也期望能够在宗教生态与宗教市场之间，找寻到一条有助于宗教和谐以及该事件最终解决的可能道路。　　文本最终将建堂事件定性为一个“社会文化事件”，并认为它是在当下社会转型的大语境下，由一种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管理滞后、百姓信仰紊乱所造成的“社会不良反应”。由此，该事件的最终解决，就必须落实到一个“好的社会”的建构，并需要谨慎地打理多元文化、现行体制与民众认知之间的张力。借助宗教生态以及宗教市场理论，文章进一步认为，问题的解决向度在于法制的健全以及民众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和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