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南北两极与人类生存、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息息相关。极地的环境价值、资源价值、科学价值和地缘价值有目共睹，这些价值随着社会发展而越发凸显。并且，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科学技术进步，极地变得不再“遥不可及”。各国致力于极地科学考察活动，以期能在极地科学研究领域拔得头筹；极地资源勘探蓬勃开展，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提上了议事议程；各国为维护并实现极地权益进行着暗流涌动的竞争，力争实现各自的极地“实质性存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极地迅速成为各类科学研究的热点。除了各国极地权益意识的增强，21世纪也见证了海洋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世界强国形象树立的重要性，而极地海域由于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及地缘政治地位而备受各国瞩目。作为非极地国家，中国也非常重视国际法所赋予的极地海域相关权益。作为传统的渔业大国，“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再次重申了“扶持壮大远洋渔业”的指导方针，渔业活动是我国在极地海域获得“实质性存在”的很好切入口。在南极海域，中国已经开展规模日益壮大的磷虾捕捞业，而在北极海域边缘海，中国长期从事远洋捕捞，且随着气候变化下新渔场的形成，中国参与北极渔业活动的机会不断增加。中国亟待制定本国的极地渔业政策。然而，国内外关注极地渔业政策及战略制定的研究并不多，原因众多：一则因为地缘关系，中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极地渔业活动历史不长；二则因为北极大规模商业渔业活动并未开展，现有的渔业活动则由北极各国根据国内渔业管理机制“各行其是”，从而未引起国际社会足够重视；三则因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作为法律框架规范南极渔业活动，鉴于其良好的实践表现，很少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然而，针对极地渔业管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开展积极的极地渔业活动、构建本国的极地渔业政策，同时，也能及时了解南北极渔业管理动态、以及国际社会对南北极渔业发展的应对。只有开展积极的极地渔业活动和科学研究、了解极地渔业管理机制的运转，才能使中国有机会、并有能力参与极地渔业管理机制的构建中，以最大程度维护我国的极地渔业权益。因此，本研究的开展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探索性地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凸显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亮点与瓶颈，并以此为基础，解析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相互借鉴作用。在了解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现实情况与发展趋势后，本研究将探讨如何在中国极地战略的视角下制定中国极地渔业政策。本研究首先围绕南北极渔业做了背景介绍。为了展现南北极渔业管理的全貌，结合相关国际组织对南极及北极海域的定义及范围界定，本研究探索性地以基于生态系统渔业管理理念界定了本研究旨在研究的南极海域区域范围，也探索性地以北极海域及相关边缘海渔业管理现状提出了本研究旨在研究的北极海域区域范围。本研究也介绍了南北极渔业资源状况，以更好了解南北极渔业管理的现状及渔业发展的趋势。本研究梳理了中国的南北极渔业活动，有助于了解中国参与极地渔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为讨论中国极地渔业政策奠定基础。为了深刻揭示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亮点和瓶颈，本研究还全面解析渔业管理机制背后的南北极政治环境，这也是预测未来南北极渔业管理体制走向的前提。本研究重点探讨了南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现状。就南极而言，通过介绍《南极条约》体系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深入分析养护公约在南极渔业管理中的亮点及遭遇的瓶颈。《南极条约》体系是南极事务管理的法律框架。《南极条约》的创举是“冻结南极领土主权要求”，营造了和谐和平的南极政治环境；《南极条约》核心思想为仅作和平目的，鼓励科学研究及国际合作，保护南极环境。基于此，以及其在南极成功的管理实践，《南极条约》体系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作为《南极条约》体系中唯一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进行综合管理的多边协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也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比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更具有针对性，成为南极渔业管理的“宪章”。在《南极条约》所倡导和平、合作、环保的理念下，《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在渔业管理方面也呈现出其亮点：养护公约及依据公约成立的养护委员会倡导的开放的成员准入机制，使其在国际社会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养护委员会及其下设的科学分委会使其组织机构完备，且保证其所制定的渔业养护措施具有高度科学性；养护公约本身就是应对磷虾过度捕捞引发南极海洋生态危机的时代产物，其所制定的养护措施具有了动态发展的科学性；秉承《南极条约》国际和平的理念，养护公约在渔业管理实践中处处体现其“外交智慧”；养护委员会广泛寻求国际合作以积极应对IUU现象，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沿海国、船旗国、港口国、非成员国、贸易国等均是其抵制IUU的合作对象；养护公约所倡导的基于生态系统渔业管理及预防性措施等理念使其成为创新性及前瞻性渔业管理理念的先驱和“标兵”。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养护公约下的南极渔业管理机制也遭遇着瓶颈：“冻结主权”使南极海域失去了本应“沿海国”承担的养护职责，对非成员国缺乏约束力等。现阶段，南极渔业管理机制的总体框架构建基本完成，有亮点，也有亟待改进的瓶颈。就渔业管理而言，南北极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又具有可比性。与南极“海洋包围陆地”的地形特点不同，北极为“陆地包围海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除了北极海域四个公海区域，北极各国分享其他北极海域的管辖权。因此，与南极海域由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依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对渔业资源进行养护与管理不同，目前北极渔业管理大致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影响广泛的国际公约，但缺乏针对性；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普遍性渔业管理条约，还有北极各国之间的双边及多边协定，而这些协定基本上仅针对特定鱼类种群或特定海域，造成渔业管理的“盲区”及“重叠”；而北极理事会及北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则也存在同样的“盲区”及“重叠”问题，且由于北极各国各自执行本国的北极渔业管理制度，造成北极渔业管理主体混乱。气候变化促使北极海域海冰加速融化，北极渔业资源开发的前景越来越现实，在商业渔业活动大规模开展之前，有必要在相关北极海域就渔业资源的开发、养护与管理达成协议，以避免过度及无序捕捞、生态破坏等。但是，不可否认，在北极海域从事大部分渔业活动的北极各国及相关北极区域性渔业组织，在北极渔业实践中累积了大量可圈可点的渔业管理经验，比如挪威严谨细致的国内渔业法体系，美国积极倡导基于生态系统的北极渔业管理机制，加拿大对北极渔业作为新兴渔业的预防性措施实施等。由于地理特殊性，南极与北极在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具有共性：在资源时代，两极“冰封区域”将不再“冰封”，极地资源开发“一触即发”；然而，极地海洋生态系统简单并脆弱，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侵扰；极地渔业管理面临着一些共性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人类活动而引发的环境危机等。在南北极渔业管理具有一定可比性的基础上，对比研究可以创新性地探讨两极在渔业资源养护与开发利用的相互借鉴作用。因而，虽然由于政治环境不同，复制《南极条约》而创造的“北极条约”并不现实，但南北极渔业管理相互借鉴的研究充满了探索，且具有科学性。鉴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广泛的国际认可度以及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对比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其对北极渔业管理的借鉴。通过借鉴南极渔业管理实践中的亮点，北极渔业管理在以下方面亟待改进：以促进渔业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北极渔业呼唤跨越行政区域的管理条约；作为北极地区唯一国际性组织的北极理事会由于其“政府间论坛”的功能定位，以及对北极渔业有限的关注度，使其现阶段不能承担北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之职，而北极海域边缘海相关渔业管理组织又具有仅针对有限北极海域、管理范围不延伸到北极海域、仅针对特定鱼类种群等局限性，北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形成亟待提上议程；协调极地与非极地国家在极地渔业权益及管理上的错综关系；南极海域倡导的、诸如基于生态系统渔业管理等先进理念在北极的应用；协调与其他国际组织及国际条约的关系，共同实现北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但是，北极各国及北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渔业管理实践经验对南极海域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北极各国是北极海域的沿海国，梳理挪威等重要的北极渔业国家的北极渔业管理措施及实践经验，可以为南极渔业管理提供借鉴作用，因为缺失“沿海国”概念的南极海域可以从北极海域沿海国的渔业管理实践中获得启示；现有的北极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虽然在管理功能上还不完备，但是彼此之间的监督与合作却达成了现阶段北极渔业管理的平衡态势，对急于平衡各利益相关方权益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也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从2009年起，中国在南极海域进行磷虾捕捞。而在北太平洋，中国长期从事远洋渔业，为参与北极渔业累积了实践经验。基于此，制定中国的极地渔业政策必要并且迫切。但是，制定中国特色极地渔业政策的制定必定是在中国极地战略框架下进行。中国至今没有出台极地战略，本研究通过解读他国的极地战略、解析中国现有的极地相关政策及极地社会科学成就，提出中国极地战略制定中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区分南北极的战略重点；明确国际法框架下的中国极地权益；完善极地战略机制构建；秉承“和谐极地”宗旨；非北极国家的战略定位等。在中国极地战略视角下制定的中国极地渔业政策才具有现实性和中国特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