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代诗坛的双璧,李白、杜甫都创作了描写蜀道的诗作,这些蜀道诗作呈现出迥然有别的艺术特色和风貌,这些差异具体体现在创作思维模式、创作心态、艺术手法、审美风格等方面,而这些差异和两位诗人的人生阅历、思想渊源、艺术个性、对文学遗产的继承等因素密切相关。纵观李杜的山水书写,可以发现各自蜀道书写所呈现出的写作特色同时渗透在两位诗人的其它山水书写诗作中,也可以说蜀道书写反映出李杜某一类山水书写的艺术共性,而这一类山水书写的类特征如何呈现出与蜀道书写的共性是本文着重探讨的论题。所以本文主要从三章来论述李杜蜀道书写及其山水书写特色：第一章以李杜蜀道诗作的详细分析入手,探讨各自蜀道诗歌在艺术特色、审美风格,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异质特色。李白描写蜀道的作品主要有《蜀道难》、《送友人入蜀》、《剑阁赋》三篇。笔者以《蜀道难》作为主要研究篇目,而以《剑阁赋》和《送友人入蜀》两篇作为辅助与佐证性的篇目。《蜀道难》中的蜀道书写主要呈现出蜀道奇境的营构,因意象、语汇丰富的联想和暗示色彩,也因创作背景、编年等问题的不确定性,作者自身蜀道经验的缺席等因素,使得《蜀道难》的主旨具有多解性。杜甫的蜀道书写主要集中在两组入蜀组诗中,即由《发秦州》到《凤凰台》12首,《发同谷县》到《成都府》12首,以蜀道行旅的路线作为诗歌的内在次序,以诗人所历的典型蜀道地名作为诗题,可称为一幅入蜀图经。诗人以自身艰险蜀道的切身经验描绘出他作为个体所亲历的蜀道山川,区别于李白的“虚幻”,杜甫的蜀道书写主要呈现出山水细腻、真切的描绘与行旅之思的融合,在蜀道的山程水驿之间哀叹着个体生命的飘零、家国时代的悲哀。第二章主要从李白蜀道书写特色出发,寻绎这一书写特色在李白其他山水书写中的运用和丰富,这一书写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想象之笔构筑山水幻境,这种想象艺术典型地体现在诗人将梦境、仙游和山水描写相结合的诗作中。诗人的想象之笔除了基于山水实景而生发的对虚幻仙境的勾画,有时还体现出对山水的联想以及在联想基础上调动诗人自身直接或间接的山水经验而挥洒的想象,这种联想和想象的创作思维在诗人一些有明确的送别主题的送游诗中经常被使用。二是以山水寓个体兴寄的构思模式。以想象中奇幻的山水之境作为内心理想的寄托,或以山水书写融入比兴手法寄寓诗人不便或不能明言的旨意是这种构思模式的主要表现。第三章主要从杜甫蜀道书写特色出发,寻绎这一书写特色在杜甫其他山水书写中的运用和丰富,这一书写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旅中的山水纪实,这些山水之作勾勒出了诗人的的人生踪迹,而这些山川的描画又以诗人精工细笔出之,遂使杜甫的山水书写呈现出浓厚的行旅、写实色彩。二是山程水驿中个体生命悲感的行吟,杜甫的一生是“无依著”的一生,他笔下的山水也主要是写行旅所历的山水,这些山水书写中融入了诗人一生漂泊之思、家国动荡之悲,是诗人人生积淀在山水书写中的沉淀。三是飘零江湖而心系魏阙的情感模式。行旅所见的山川景象总是能唤起诗人对家国时局的悲叹、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家国巨变,战乱的触角延及各个角落,包括诗人流离道路的山川、草木。笼罩上时代变乱影子的山川风物,自然激起诗人作为儒者的忧世之怀、民生之嗟和辅佐君王平定世乱的使命感,这和诗人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本文拟通过以李杜蜀道书写作为一个小的切入点来探究这一书写特色与各自山水书写的共性与关联性,也期望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小视点,来观照李杜山水书写所展现的作家精神世界、诗人与山水的关系、艺术个性等方面的异质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