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科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五四”科学语境中郭沫若的文艺观及创作进行解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学是如何影响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同时可以以点及面触及到这样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科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造就了怎样的审美资源。虽然单从郭沫若来研究不免管中窥豹。但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随着清末废科学、兴学堂，新式教育得以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郭沫若的少年时代也正是处在从维新变法向辛亥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换时期，也是新旧思潮首次大交锋的时代。郭沫若正是近代中国过渡时期孕育出来的一株幼苗——他是最后一批受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严格训练的学童，也是较早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少年。郭沫若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变动中开始接受科学思想的，并对其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自然科学等西方文化的学历教育为主，“五四”作家形成了现代性科学知识结构。从而为新文学革命与创作接受“赛先生”的影响、制导，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坚实基础及丰厚的生活土壤。可以看到，这种科学的知识结构的建设是郭沫若对科学崇奉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郭沫若激进的性格。随着“五四”科学语境的形成，处在这样历史语境中的郭沫若，以他科学知识结构的建设和激进的性格。加上当时他在日本所学的又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医学专业，对科学理所当然地抱着崇奉的心态。科学在郭沫若心中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成为其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学，也就必然地受到其影响和制约。对于文学的本质，郭沫若从现代科学的时空论视角着眼，得出了一种异于现有文学理论的独特的结构。对艺术创造过程的分析，郭沫若也多从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出发，他把艺术创造比喻成人的受精、怀胎、分娩。郭沫若从社会进步和个性发展两大方面阐述了科学的价值。从社会这方面说，科学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杠杆。对于个性发展来说，科学也具有重大意义。在他看来真正的科学是可以解决人生问题的。 郭沫若早期的文学选择，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本文从郭沫若对科学崇奉这一角度入手，从而推出对浪漫主义持否定态度。那么，郭沫若当时的文学选择是什么呢?学术界已有人提出：趋近于表现主义。从当时一些文章作品中郭沫若都流露出对表现派的赞同，这说明表现主义流派在当时郭沫若的文学选择中是占据着较重要的地位的。关于郭沫若前期泛神论思想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主要论述了自然科学新的时代性和新的变革给郭沫若的泛神论自然观、哲学观带来了什么新的因素，他们怎样在郭沫若思想的精神内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创作概括上发生影响?在自然科学的新的时代性中，对人的精神因素的重视，现代型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以及非理性色彩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的体现，都作为他的自然观的一个组成部份而体现在他的泛神论思想中。应该说，这正是郭沫若前期思想、创作面向现代世界文化潮流、强烈体现“五四”科学、民主时代精神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意象是诗的艺术精髓。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白话诗革命作为“突破口”。也必然要引起诗歌意象的推陈出新。《女神》、《星空》、《前茅》等诗、文集中，郭沫若运用了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乃至医学等方面的知识，或者加以夸大渲染，或者加以想像类比，为丰富“五四”新诗意象，从科技的角度，作出种种开拓性的创造，反映了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灵魂。科学扩大了郭沫若文学创作的表现范围，这主要表现在于对潜意识的梦境的描写上。他的小说中．一般没有复杂的故事，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人物之间的尖锐冲突，有别于我国的传统小说和一般流行的小说的写法。这种潜意识的描写是郭沫若小说的独创性。 本文亦注意到，科学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郭沫若礼赞轮船烟囱“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是“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可以看出，郭沫若当时对科学的崇拜，现在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这种科学的权威一旦确立，成为统治一切的最高乃至惟一裁判时，必然地蕴含着反动的危险。其否定文学的社会性，不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考察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