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作为从一个从文化到心理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类型相互冲撞与相互整合的过程。这两种文化类型包括教育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教育主体的文化底蕴。教育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决定了教育的方针政策、任务目标以及教育的整个发展过程；教育主体的文化底蕴即教育面对的文化土壤，则决定了制约教育发展的各个层次的因素。所以，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闽西地区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活动，其实质就是它所承载的外来文化与闽西传统文化之间互相冲撞与互相融合的过程。 闽西地区是客家人的发源地和聚居地，客家先民在长期辗转、耕植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在1928—1934年间的闽西苏区教育，作为一项革命内容，它抛弃了传统客家文化的教育模式以及五四运动后教育知识分子的气息,在古老的闽西大地上，仿照苏俄的教育模式，全面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展开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革命活动。其间,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教育面临着两种文化类型的冲撞与融合：一是它本身所承载的以阶级斗争观为核心、服务于当时革命战争需要的共产主义文化；另一是以儒家思想、宗族观念为核心的传统客家文化。这两者属于两种完全不同质的文化类型。对于古老的闽西社会而言，前者纯粹属于天外来物。 在土地革命前期，闽西苏区教育由于严重地忽视了传统文化对人们心理的约束作用，在过于依赖政权的同时也忽视了教育本身的规律与意义，所以从一开始起苏区教育便陷入了被动的局面里，各项教育工作举步艰难。同时，教育工作的困境也给当时的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带来很大的困难。闽西苏区教育所遭到的最为明显的挫折是从它的“强迫教育”开始的。早在1930年,闽西苏维埃政府就确立了“强迫教育”的方针政策,然而，“结果事与愿违，越强迫群众越反感，反而入学人数减少，使普及教育工作遭受挫折。”其实，当时学校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仅是苏区教育矛盾中的冰山一角，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造在前期的教育工作更是困难重重。1928至1931年间的闽西苏区的教育，在两种文化的激烈交锋中处于低迷的状态。探究其因，关键在于忽视了教育所面对的文化现实；同时对于政权的过于依赖,无疑也会造成对教育规律的忽视。 在反向认同的过程中，闽西苏区教育首次面对了当时的文化现实，注意到了教育的自身规律和“紧密联系实际”等特点，在具体的各项工作中利用和改造了一些传统的文化因子，进一步强化了共产主义的文化理念，科学、有效地引导了人们文化心理的转型，闽西苏区教育进入了迅速的时期。这一切为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期的过程中，苏区教育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充分地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利用山歌、三字经、四字经等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深化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闽西客家人的“勤劳”、“勇敢”、“崇尚忠义”、“团结进取”等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改造与利用，并融入了苏区文化的特质当中。在此基础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得到了长足进展，封闭的客家山民开始用自己朴素的思维和语言接受了“共产主义”这位天外来客。 苏区教育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手段，一旦融入闽西社会的传统文化之中，便承担起了深化和改造文化心理的社会责任。尽管苏区的教育一直在土地与政权的庇护下展开进行的，但是它在与传统文化的互相冲撞中，经历过了自我磨合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套适合现实文化土壤的教育体制。教育体制的形成与成熟，进一步巩固了苏区文化的主流地位，并对当时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尽管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北上以后,由这场革命主导的苏区社会却永远无法回到以往的历史轨道上了。阶级意识的纵向冲击，国家、民主等意识观念的无限延伸，这种种的一切，愈益清晰地向人们展示着这场教育革命的一些顽强性的结构特征。 在文章的结论部分，笔者从苏区教育与区域文化、苏区教育与苏维埃政权以及苏区教育与革命战争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教育与社会的内在互动规律，重点探讨了教育与社会的矛盾以及教育在矛盾的旋涡中的种种行为，总结出教育在社会变迁中的经验与教训，以期对当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所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