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挽结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的多重心结。本文以清末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为核心,论述语言变革运动的多重诉求及知识分子艰难复杂的文化抉择。虽然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差别很大,但它们都离不开中国知识人对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总体思考。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开启民智、造就新民、增强中华民族的竞争力。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既然此路不通,当然必须另辟蹊径。五四新文化人反复强调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独特性,正是由于害怕重蹈覆辙,如晚清白话文运动一样无功而返。说到底,晚清、五四时期的语言变革运动,均为中国知识人从文化层面为西方威胁下的中华民族寻求生存发展之路的运动。在这一文化自救、文化重建的运动中,中国知识人承受了中西文化冲突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文化焦虑。　　 第一章,历史上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中华文明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其核心价值体系的确定还是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文言文的成熟与定型也正好在这一时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在此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由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文言文始终保持了它的活力与超强稳定性,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的最大功臣。在文言文占强势地位的同时,不同时代的口语也大量流入书面语言。唐宋以来,通俗文艺的繁荣促成了古代白话文的成熟,而古代白.话文的日益发展则极大拓展了文言文的表现力、影响力,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信仰、审美趣味更为广泛地传布于民间、市井。文言文与古代白话文之间,不存在如胡适等人所强调的那种根本对立的矛盾,反而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两者结合起来,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高度与深度,又最大限度地赋予了这种古老文明以自我更新与自我扩展的能力。如果不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体系发生裂变,就文言文本身而言,并不存在什么致命缺陷。相反,它既保持了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又保持了对当下生活的开放态度,是一种极具凝聚力、稳定性、包容力与再生能力的书面语言。　　 第二章,清末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的缘起,目标及其差异。晚清白话文运动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言文一致”主张的产生背景都绝不相同,它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知识人试图从文化层面进行民族自救的产物。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直截了当地将白话文与开启民智、维新变法、新民强国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将这一运动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文人士大夫的文学趣味、诗学理想划清了界限,使之变成单纯的救亡图存方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复杂的学术问题、难以评判的文学趣味搅拌在一块。因此,晚清白话文运动容易引起急于救国图强的知识阶层的共鸣,而涉及到文学问题、美学问题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则容易引发更多的争论,让这场运动在走向深入的同时变得极为复杂。晚清士人提倡白话文的最大动力还是来自于“保教保种”的企图,希望通过语言变革以开启民智、强国强种,最终达到保存中国文化的固有格局的目的。但到了五四时期,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将变革的目光转向了历代士人的安身立命之处——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从文化重建上下功夫,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五四白话文运动便成了这一治本工程的组成部分。胡适等人之所以又一次旧话重提,大力提倡白话文,正是希望以语言变革为着力点,对传统文化来一次彻底换血与釜底抽薪。从这个层面来看,用白话文全面取代文言文不是最终的目的所在,最终的目的是要以此为契机,进行全面的思想文化革命,进而达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夯实文明基础的目的。因此,与晚清白话文运动完全不同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非圣无法”代表了这次白话文运动的精神气质,反对旧传统的激情与学习西方文化的狂热贯穿了这次运动的始终。晚清士人的白话文写作,有意面向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民众说法,只求通俗易懂、利于普及,几乎不考虑语言变革对文学本身的意义,在文学领域建树不大,没能建立起新的文学规范与新的文学秩序。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革命运动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则完全不同,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史观与文学趣味,确定了全新的文学正宗、文学规范与文学秩序,以丰硕的文学创作实绩及丰饶的文学新观念,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第三章,新与旧。若我们稍微梳理一下有关五四白话文运动论争双方之间的关系,就会吃惊地发现,在表面的“对手”关系背后,却是由来已久的师生、朋友、同志之谊。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新文化人的对手们几乎没有人真正可以代表顽固、保守、不思变革、不知世界大势的反动力量。恰恰相反,这些对手们都可以算作是领时代风气之先、了解中西文化及世界政治格局、深切关注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先进中国人。他们的名字几乎无一不与中国近现代的制度变革、政治变革、思想变革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些反对派,其实都属于(至少是曾经属于)近现代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不仅均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且都急于为危机四伏的中华民族寻求出路。虽然救亡图存、“再造文明”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每个人思考的侧重面不同,所拥有的思想资源、个性气质、人生经验千差万别,开出的救亡图存药方不可能完全一致。新文化人与其对手的区别,不是根本目标的对立,而是具体药方的不同。新文化人强调“新”与“旧”的尖锐对立,认为“布新”必须建立在“除旧”的前提之下,不铲除旧文化、旧道德、旧伦理,新文化、新道德、新伦理的建设根本就没有立锥之地；而新文化人的对手们则认为:“新”与“旧”完全可以共存互补,任何“新”生事物都诞生于“旧”的母体之中,彻底的反传统正是“新文化”的自杀行为。将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发生的大部分论争看作是同一阵营的理论交锋,大体上比将其看作是敌我矛盾、新旧势力的生死决斗要更符合实际。论争双方都清楚地看到,白话文运动决不是一场单纯的书面语变革运动,它关系到对整个传统文化的价值评估,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从白话文的问题出发,双方所思考的却是如何对待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并将其整合到新的文化秩序中的大问题。就新文化人自身的学养看,他们的旧学根柢甚至远在对手之上。但正是由于切身体会到旧传统的影响无处不在、难以摆脱,为了撼动这个庞然大物,新文化人才有意采取了一种极为激进的革命姿态,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断然否定文言文的合法性,为新文学、新文化的诞生清理出场地与空间。　　 第四章,五四白话文的平民标签与精英气质。五四新文化人对历史上的“平民文学”大加赞美,是为了彻底颠覆旧的文学传统并为现代白话文的合法性寻求历史根据；而对当下的“平民文学”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又是为了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在新文化人看来,这同样为建设新文学、新文化所必须。胡适等人不过是将历史上的平民文学、白话文学作为打倒贵族文学、文言文学的革命力量、革命工具来看待。一旦文言文的统治地位被颠覆,面对原生态的平民文学,新文化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全盘接受。非常明显,新文化人虽然大力推尊平民文学,但他们真正要创造的,却绝非已有的平民文学的最新翻版,而是经过新思潮全面洗礼、具有先锋性、革命性与纯正趣味的“新文学”,是代表一个时代精神高度与艺术高度的阳春白雪。对于平民文学,胡适等人最终采取了与传统文人类似的态度:在鼓吹、倡导它的同时,雅化的进程也开始了。由于力主以西方文学为老师,白话文经新文化人“雅化”后呈现出明显的“欧化”倾向。这种欧化的现代“白话文”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在精神气质上与“平民文学”拉开了距离。　　 第五章,语言变革与文化功利主义。无论是晚清士子还是五四新文化人,他们在谈论语言变革时,都有着极其丰富的言外之意,均将语言变革视作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契机,是中华民族摆脱亡国灭种危机、走向新生之路的关键环节,其意义远远突破了语言变革本身。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而道家、法家、墨家思想,也是规定整个中国文化走向的重要力量。除了道家思想外,儒家、墨家、法家,在对待文化问题上,均持一种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在此影响下,中国知识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普遍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应该为一个时代的兴衰治乱负主要责任,而变革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则是造就太平盛世的终南捷径。文化当然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但变革文化,并不能直接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与民族。将语言变革看作是于短期内造就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的有效手段,显然过于天真。不过,这种思考方式倒是特别符合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在历代的儒家典籍中,我们经常看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令远方来服的政治神话。在这种神话之中,澄清天下靠的是王道教化的力量、靠的是礼乐诗书为代表的文化力量。虽然在清末民初,儒家思想逐渐被中国知识人质疑甚至唾弃,但他们在思考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时,仍然摆脱不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法家、墨家都认为,如果文化不能直接开出理想的政治局面与社会局面,它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与理由。自先秦以来一直大行其道的文化功利主义正是清末民初语言变革运动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因之一。从文化功利主义立场出发,中国知识人不仅将晚清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一连串的惨败错误地归咎于传统文化,而且,他们又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不切实际地寄托于语言变革之类的文化举措之中。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文化变革负担了太多它根本无法负担的政治责任与社会使命,以致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化的自由、健康、多元发展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