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晋察冀边区所在的河北、察哈尔、山西地处华北腹地,环境闭塞。戏剧是民众重要的公共娱乐方式,也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抗战爆发后,中国面临着全民族战争的严峻局势。战争话语下,农民的平静生活被打破。戏剧不但没有退出乡村的舞台,反而在边区更为“繁荣”地上演,1937-1947年间的晋察冀曾一度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戏剧运动”。不同的是,“民间戏剧”变成了“革命戏剧”。“民间戏剧”与“革命戏剧”二者看似迥然相异,如抛开其外在表现,在实质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都是因为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而存在的。民间戏剧是人们传统的社会娱乐方式之一,革命戏剧并没有完全摒弃民间戏剧的娱乐性因素,而是以另一种面貌将之继承下来。革命戏剧还有效利用了传统资源,广泛应用了旧形式如秧歌旧剧等,并且充分利用年节庙会等时机进行政治动员,符合民众欣赏水平与欣赏习惯,易于被民众接受且效果较好。另外,晋察冀革命戏剧除精神方面的动员外更注重农民物质生活问题的解决。生存是农民最为迫切的需要。晋察冀革命戏剧社会动员是以解决农民生活问题为先导,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上,来引导、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的,由此也就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认同。在中国共产党共的领导下,革命戏剧成为根据地民众政治动员的有效方式之一。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文艺与政治并不是绝对的介入与服从、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有时它们之间是一种合作与共赢的关系。中共通过革命戏剧对边区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取得了他们对革命的支持;而民众通过革命戏剧不仅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与愉悦,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生活状况获得了改善,“翻身”了。晋察冀革命戏剧之所以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是当时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晋察冀边区通过革命戏剧进行的乡村政治动员,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使他们与抗日、建国紧密相连。革命戏剧的功利性既是民众政治动员成功的重要因素,也使得戏剧本身的艺术性受到了很大限制,遏制了革命戏剧本身的发展。在中共的主导下,晋察冀乡村的戏剧舞台虽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这种繁荣并不是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达到充分发展而达到的文化繁荣,因此必定是暂时的。随着战争结束及各种条件的变化,1947年后,晋察冀戏剧运动逐渐“退潮”,革命戏剧退出了乡村戏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