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社会、军队及国防六大层面作出了全面且具体的部署,明确了未来改革的重要任务与主要战略。在文化改革中,具体提出如下措施和任务要求: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立法人治理机构,遵循政企分离、政事分离的原则,促进政府职能部门从文化事务的“办理”转化“管理”,进一步理清党政机关及其所属文化企事业单位间的管理,其中法人治理机构的设立需要理事会制度发挥重要载体作用。理事会制度作为向国外借鉴的模式,就像许多新兴事物一样,国家采取的是先实践探索,再根据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建章建制的方法。国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功进行了许多改革。现在图书馆法人治理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并且走过了一段时间,很大一部分公共图书馆都已经建立了图书馆理事会。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将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政策法律保障拿出来讨论研究,现在的实践经验已经有很多人开始研究总结,获得了很多成绩,也发现了各种问题。作为顶层设计的政策法律不仅可以就问题拿出解决方案,也可以指明图书馆理事会制度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从而推动文化领域的深化改革。本文将中美两国作为研究对象,就其针对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相关政策法律作为内容比较,通过中美两国的对比,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情况,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理事会政策法律保障制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可行的建议,希望能够为图书馆法人治理的改革实践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