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探求这两部分定型前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或成为了该书的内容,都属于《易》学溯源研究。本选题研究时间范围界定为史前时期和商周时期。二十世纪下半叶,商周筮数易卦、商周以前大量的龟甲和卜骨,以及其它与《易》学阴阳观和尚中思想相关的考古遗存的大量出土,为《周易》溯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撑。因此,笔者将“考古发现与《易》学溯源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论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考古发现与《易》学卜筮文化溯源”。首先,通过搜集排比文献材料中关于龟卜和蓍筮的记载,探讨了这两种卜筮方法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其次,从龟卜、蓍筮这两种卜筮方法所采用的材料的特殊性的角度,分析了它们得到人们尊信的原因。最后,通过对史前龟甲和卜骨材料的广泛搜集,分区、分期排比,得出了史前时期龟甲属于数占,卜骨属于象占的结论。第二章“考古发现与《易》学阴阳观”。阴阳观是《易》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正如庄子所云“《易》以道阴阳”。从《易经》卦象、卦序、卦名间的对立关系(如泰与否、既济与未济)等方面分析,阴阳观是《易经》固有的思想,毋庸置疑。有学者将阴阳观出现的时间延迟至《易传》固为不妥,而因甲骨文中已有阴、阳二字将阴阳观的出现时间上推至殷商时期亦不够彻底。其实大量的史前考古遗迹、遗物都体现了《易》学阴阳观。本章以玉璇玑、玉琮、八角星纹、鱼鸟图、墓葬朝向等为据探讨了《易》学阴阳交易观、阴阳各归其类观和尚阳观的渊源,将阴阳观的渊源上推至史前时期。第三章“考古发现与《易》学尚中思想”。尚中思想亦为《易经》中固有之思想。刘玉建先生曾通过统计六十四卦第五爻爻辞的吉凶,得出如下结论:“《周易》六十四卦中,五爻爻辞绝无完全称凶者,仅有三卦在称凶的同时,又称吉或无咎。另仅有两卦称’厉’,厉即危厉,是说有危险的可能,而决不同于凶。五爻如此普遍吉利的现象,是其它各爻所不具备的,这绝非是偶然,而是说明《易经》作者特别重视第五爻位,并将此爻视为六个爻位中最为吉利的一个爻位。”①刘玉建先生是从爻位说的角度统计的,但其统计结果也充分反映了《易经》尚中思想。宋儒程颐、清儒钱大听等对《易》学尚中思想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程颐说:“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以此故尔。”②钱大昕更是明确地指出:“《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③《易》学尚中思想在史前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中往往有明确的体现。水必有源,木必有根,《易》学尚中思想的形成一定经历了从史前时期萌芽、发展的历史过程。本章以敖汉陶人、凌家滩玉版、良渚文化高柄罐盖、牛梁河积石冢中心大墓、原始聚落、史前和三代城址等为据,探讨了《易》学尚中思想的渊源。第四章“考古发现与商周筮数易卦研究”。本章首先对商周时期的二百多例筮数易卦进行了综述。这些筮数易卦主要见于上世纪下半叶出土的各种器物上,也有少数仅见于著录。学界对商周筮数易卦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成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殷墟“易卦”卜甲、商周四爻易卦、淳化西周陶罐筮数易卦等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殷墟“易卦”卜甲可从“八宫说”、“综卦说”和“文王八卦方位说”等角度解读。商周四爻符号易卦非《太玄》之“首”,可从互体、大象、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易占等多角度考虑。淳化陶罐上的十一个筮数易卦,若顺行,首乾卦,次央卦,再次大有卦,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之前三卦正相吻合,故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非无本之木,可溯源于西周时期。淳化陶罐上何以刻十一个筮数易卦,与五、六天地之中数相关。淳化陶罐环肩十格之三、六分界处之所以刻两卦,与三才、六爻之数相关。关于数字“三”,还可用“函三为一”之哲学观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