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云南迪庆藏区茨中村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天主教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长时段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讨论地方化的天主教如何生存于藏区村落及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为村落伦理提供了一种价值来源。在茨中村,天主教与藏传佛教二元共存。本文试图以葡萄种植、酿酒以及葡萄酒贸易为线索,揭示天主教在茨中这样一个逐渐藏化的村落之中如何通过具体的技术,借由集体的宗教性身体存在并且传承下去,进而影响到经济生活、婚姻家庭和族群身份等诸多领域。葡萄酿酒勾连起历史与现实,将天主教的隐喻体系转化为茨中村民关于土地和家园的具体理解与想象。从“生”的自然果实到“熟”的社会产品,劳作的身体成为转变的关键媒介。随着葡萄酒逐渐从神圣功能的祭品转向市场化的商品,茨中村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元的经济产业。本文在理论上试图从基督教财富观念与劳作观念出发,延续被韦伯所忽略的天主教欧洲这一线索,探讨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同时诸多源自于天主教的价值观念,也形塑了茨中村民关于性-婚姻和生-死这两重伦理生活的方面,并且成为了当地藏传佛教徒与天主教徒们都认可的行事依据。这种村落性的共识,突破了宗教间的界限,而成为村落文化的表达,即茨中村民们所理解的自身的“藏族性”。在茨中村的范围之内,村民们享有的这套自洽的关于自身“藏族性”的理解当中,天主教是其不可忽视的基础。然而当离开了茨中村的语境进入到大藏区的背景之中时,这套“藏族性”的理解就不复自洽了。这种身份焦虑不仅是因为其天主教的价值基础或者实践。同时也因为历史上滇藏地区作为“边藏”以及云南作为中央帝国边陲的身份焦虑的传统。这一焦虑在茨中村强化了天主教村民对于自身信仰身份的村落性的确认而非与天主教会传统进行对接的渴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论是“藏”或是“非藏”,亦或是“天主教”和“藏传佛教”,村落性的身份才是村民们在意的关键,也是他们表述中的“藏化”的真正内涵——村落的一致化。因此,本文将整体的茨中村视为“藏”的具体语境,从而梳理出天主教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以及两者最终互相融合的局面。茨中这一“边藏”地区中的天主教显示出文化语境的不同为天主教这个“世界性宗教”所带来的多样性可能。茨中村民们对于“正统”和大公教会体系的疏离,同对于家庭内部一致性和信仰延续性的强调,都体现了茨中村天主教的独特形态,也展现出其在藏、纳西和汉的交界之处的特殊语境。综上,技术作为人与所处世界发生互动的关键媒介,不断形塑着个人或是集体的身体。在形塑的过程之中,技术背后的观念在人们理解其行为时,便与原先的观念系统发生了接触,或者说遭遇。在本文所讨论的藏族村落,天主教带来的新的仪式技术以及耕作和酿酒技术,塑造了当地人的宗教性的身体。这一身体并不只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同时还是天主教的村民们与他人进行互动的基础。因此当这个宗教性的身体及其承担的各种技术在各种场景之下显明时,即无论是天主教的村民试图理解自身还是其他藏传佛教的村民试图理解对方时,天主教的诸多价值观念便与当地村落性的传统发生了互动。在不断地遭遇之后,新的村落共识得以形成,并且在当下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成为其民族性身份的表达。因此,技术形塑的宗教性的身体限定了天主教在茨中村的群体边界,形成了二元宗教共存的局面。而价值观念融合成的村落共识,即村落伦理,则表现为民族身份趋同下的“藏族性”,虽然这个“藏族性”具有着强烈的地方特征和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