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茶叶贸易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逐渐显露颓势。民国时期，贸易规模先起后伏，总体呈下降趋势，最后跌至历史最低点；茶叶价格也不断波动，最终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中价格虚高，价值下跌。民国时期产运销体制的改革在执行之初都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最终都不了了之；战争则直接阻断了茶叶贸易的销路，并间接导致茶税繁重，累及茶叶贸易。1949-1966年，安徽茶叶贸易量经历了平稳增长——高速增长——严重衰退——平稳恢复的曲折过程。而安徽茶叶销量中内销调拨、出口调拨和省内销售三个分类呈现不同的变化状态。安徽茶叶价格在1949-1966年呈现稳步上调的状态，收购价格呈“阶梯式”上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销售价格中调拨价格由国家掌握，相对滞后于茶叶收购价格增长，批零售价也是如此，虽在1962年短暂上调但又很快恢复原价。1949-1966年，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安徽茶叶贸易的发展——购留政策保障了货源，奖售政策激励了茶农生产积极性；新的税收政策减轻了茶农的负担，但提高了茶叶价格；收购价格政策以“按质论价”保护茶农的利益。而制度则保障了当时安徽茶叶的持续发展——通过代购制度将国营商业和集体经济同茶农结合起来，预购制度则直接资助茶农的生产生活；通过计划调拨制度和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抑制私商活动，保证茶叶按计划流转。体制和组织的转变革除了自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积弊，发展了安徽茶叶贸易。社会主义改造将安徽茶叶贸易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建立了适应于当时茶叶贸易发展需求，相对集中的流通管理体制。贸易组织几经变化，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合作社系统负责收购，国营商业部门负责销售。相较民国时期，1949-1966年安徽茶叶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规模虽然同样曲折，但趋势不同；贸易政策得到完善和创新，运销体制中将初毛茶收购管理加强，弥补了民国时期茶叶贸易流通管理体制的不足。同时，1949-1966年安徽茶叶贸易的政策和流通管理体制虽然在革除积弊，消除剥削上有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能够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降低交易成本，为国家创造利润。但也抑制了茶叶区域流通和市场竞争，为20世纪80年代安徽茶叶供过于求，市场衰落埋下隐患。总体而言，1949-1966年安徽茶叶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曲折的，而且其形成的流通管理体制对于茶叶贸易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但对于当今茶叶贸易在建立茶叶合作经济组织、降低交易成，以政策推动茶叶贸易发展上有值得借鉴的经验。